一厢情愿的沟通

 

前几天，一位外地朋友来访。朋友在闲聊中讲了一件自己经历的有点趣味的事。（送走那位朋友，就来到乡下和父母兄弟一起过年。刚才得知一个堂侄接了宽带，就贴了此文）

那位朋友说他在当地一个处级党委机关有个朋友，以往没有事的时候，就时常去找那个朋友聊天。进进出出，自由自在。但前几天去找那个朋友时，情况有些异常。先是在他前面的一个中年妇女遭到机关首脑所在楼大厅一个穿着什么制服的女性的查问：你是做什么的？那个妇女说我找我家男的。女性制服又问：你家男的是谁？那个中年妇女没有答话径直朝楼上走出。于是，女性制服紧跟上去。在快到二楼时，女性制服看到了我那位进来的朋友，就问他来干什么。我朋友说不干什么。女性制服很不高兴地说，不干什么，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那位朋友火气很快上来了，但女性制服却不见踪影（我估计她认为前者比我朋友更具不安全性）。

我那位朋友随后从他朋友处得知，每年这个时候，都有许多人上访，给领导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每年这个时候，楼下都会增设“岗哨”，拦堵那些上访者。这就是各地时常会发生群发性恶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你要反映问题，你要解决问题，对不起，我们那些人民的公仆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接待那些越级上访者，更没有义务处理那些连他们的下属都不屑于处理的事情。等到我们的公仆有时间有雅兴的时候，他们就和他们亲近的下属聊聊天，开开玩笑，间或听听下一级的反映。如果那些越级上访者胆敢进入他们的视野，就交给有关当事人。他们极有可能享受下面这个例子中上访者的待遇。

去年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苏曹乡河东村老支书因为当地多级党委和政府都对他反映的现任村支书白虎林违法占用村里土地、占用赔偿款数以亿计等经济犯罪问题置之不理，不得不到北京上访。结果遭举报现任村支书遭毒打丧命，而从知道人死到成立专案组只用了8个小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东村村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了他的不解：“我们举报(白虎林经济犯罪)已经好几年了，上面也不来查，怎么老郭一死，查得这么快，人都抓起来了？”（《老支书举报现任村支书遭毒打丧命 信访局长离岗》）

虽然我不赞成过激行为，但过激行为有时候确实有效；虽然我也赞成平和沟通，但是良好的愿望常常落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那些权势者心目中，权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利是他们的聪明所致。所以，在我们权势者的心目中，做官不仅意味着获得更多的名利，还意味着拥有主宰他人命运的能力以及随之而带来的精神愉悦。我有能力做官，我有能力获得目前的一切，我就有权利享受与之相关的一切。至于与之相关的包括接待我们没有义务接待人民在内的“服务”那不是职权范围内的事，只是我空虚之际的一种调节，或者积点善德良心发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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