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的几种模式

任全娥(发表于《图书情报知识》2007年第2期)

[摘  要]  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复杂性。作者在实际案例专家征询的基础上，根据目前图书馆界对知识管理的认识程度及实施的实际状况，归纳出国内外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的四种模式。
[关键词] 图书馆知识管理；实施模式；案例分析
The Implement Models of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REN Quan-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cience Evalu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Impl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library has more complication than other business. On the basis of the advice from experts of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case analyses, the author induces four implement models of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implementing condition of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implement models；Case analyses
0   引言
知识管理思想起源于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但“知识管理”概念的明确提出是企业界。这是因为二者对知识管理理解的角度存在着偏差。前者习惯于将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作为知识管理的全部而忽视图书馆组织内部的管理学意义上的知识管理；而后者则是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组织创新能力而进行的“第五代”管理模式，它重视每一步知识流程，包括知识生产、隐性知识捕获与显性化、知识传播与分享、知识创新与知识利用等。所以，国内图书馆学者抱怨目前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只不过是“管理知识”即对“知识（显性）的管理”（1）。而美国的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在图书情报界，知识管理只是信息管理的别名；由于图书情报界从事一定程度的知识组织工作，故而很容易在概念上过度到知识管理，但这与商业导向的知识管理还有一段距离（2）。从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关于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理论探讨占主导地位，而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的成功案例则异常难找。所以，图书馆知识管理何时能走出“概念期”成为一些图书馆学人的呼声(3)。
但是，尽管目前对图书馆具体实施知识管理的进展状况还没见正式文献报道，由于图书馆精神是致力于推动全社会知识资源共享，为读者提供高质量深层次知识导航和知识服务的时代使命正促使图书馆业界进行一系列的业务流程重组与管理改革，对知识管理的实施已部分地从知识服务逐渐扩展到图书馆组织内部的管理学意义上的知识管理。
正是由于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复杂性，本文拟在实际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对目前图书馆界实施知识管理的模式进行整理、分析与归纳，以利于具体实施的进一步深化。为了获得典型案例，笔者曾向国内外图书馆知识管理专家与图书馆馆长发送征询函，进行知识管理实施的图书馆典型案例征询。回复结果为：原Ohio大学图书馆馆长、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华伟博士首推上海图书馆，后举OCLC、Ohio LINK、CALIS、NSTL等图书馆联盟；郑州大学付立宏博士认为上海图书馆与深圳南山区图书馆做得较好；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博士则建议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作为调研重点；原南山区图书馆馆长程亚男教授则认为国内上海图书馆做得更好，国外她举了亚利桑那州大学图书馆和伊利诺州北部郊区图书馆两个例子。
以征询所得案例为基础，笔者又采取网站调研、文献调研、虚拟咨询、数据库检索多种方法相结合进行了相关案例信息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根据目前图书馆界对知识管理的认知程度及实施的实际状况，归纳出以下四种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实施模式。
1   既重视图书馆组织自身知识的管理任务，又重视社会知识产品的专门管理任务的实施模式
图书馆对自身具有的知识的管理,如同一个企事业单位对自己作为一级组织的无形资产的管理一样,是与传统的人、财、物等有形资产的管理并行的一种管理内容。管理的对象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其中显性知识如管理体制、规章制度、技术文档、企业机密文件等;隐性知识如企业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管理人员头脑中的管理经验、技术人员头脑中的创新思路、工作人员中积累的工作技巧等(4)。社会知识资产的管理包括图书馆编目、文献流通、馆际互借，以及目前图书馆界正积极开展的“知识导航”或“知识服务”等知识内容的管理与服务。前者属于管理学范畴，后者属于图书情报学范畴。
这种类型的图书馆知识管理是在全面理解知识管理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图书馆的特殊性而实施的一种管理策略。它代表着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也是目前图书馆学界正在探讨与憧憬的一种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但在图书馆业界(实践领域)，成功的实际案例微乎其微，唯个别图书馆处于探索与起步阶段。根据案例征询结果，本文选上海图书馆（5）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6）作为这种实施模式的典型案例。
上海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虽然与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管理成功实施还有很大差距，但其在实施过程中对知识管理概念的把握却是全面的、明确的、有意识的，既包括面向图书馆用户的服务层面上的知识管理，又包括面向图书馆组织的管理层面上的知识管理。在管理层面上，上海图书馆长期实施形象识别系统，创建利于知识管理的图书馆组织文化，包括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为了增强员工的学习力和创新能力，馆所将实行员工培训学分制，每位员工在一年中必须学完一定的学分才能考核合格，各部门必须制定培训计划并有规定比例的培训经费的保证，而部门中的成员必须满学分才能评为文明部门。上图还将进行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实践探索。为了激励员工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从2001年开始，先后施行了评选优秀成果奖、优秀服务奖和金点子奖（7）。其次，上海图书馆成立专门组织研究了在上图实施知识管理的可能性；再次，上图在几个研究部门也已经进行了知识管理的一些试点，在协同工作、固化文件等方面实施了分级管理。总的来说，该项工作目前虽还停留在内部管理方面，但将会很快向更广范围渗透与扩展，上海图书馆今后会在知识管理实践方面做更多的尝试(8)。同时，上图在知识管理系统方面也已着手建设。在服务层面上，上海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有几大特色：一是大力推进以知识服务和知识导航为特色的知识管理，组建国内首家集资源和专家优势于一体的虚拟参考咨询服务形式的“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把“知识送到千家万户”；二是重视知识联盟建设，实现国际国内知识共享，；三是让信息与读者互动，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同时满足大众信息需求、企业科技经济信息需求和政府决策咨询需求；四是开发隐性知识资源，重视用户教育，成为市民的“没有围墙的学校”和读者交流思想的园地（9）。
在图书馆知识管理领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心”)以其对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积极参与、“知识服务”研究系列论文以及其主办的“知识管理学术研讨会”而引人注目。由于中心直接服务于中国科学院，所以学术性和研究性使其对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有较高要求。这也促使其更为关注图书馆导入知识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探索。2002年由中心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主办知识管理学术研讨会，以增强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特别是与那些成功地应用知识管理的图书情报机构和知识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尤其是海外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出了国内外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和应用成果，为图书情报机构确立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研讨会上，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华伟博士建议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定位为知识管理中心，并在这里设立“知识管理执行长”(Chief Knowledge Management Officer)。随着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根据院知识创新工程对支持系统的总体要求和科研工作对文献情报工作的需求，中心明确提出以进入创新工程的要求进入新馆的“双进”目标，从而开展了一系列知识管理活动。由中心领导挂帅成立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创新方案和创新行动计划，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案的制定上，力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双进”目标的确立为中心开展知识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广阔的应用空间。(10)2003年由中心信息技术部自主开发的数字参考咨询软件“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科学参考咨询台”开始运行，它是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及科研院所图书馆，联合相关文献信息机构推出的一项网上参考咨询和知识导航服务。(11)
2   对知识管理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显性知识的应用管理即知识服务上的实施模式
如上所述，“知识管理”概念的明确提出与具体实施是在企业界，而图书馆界虽然早就进行着与知识管理有关的工作，但其对知识管理的明确提出与具体实施却是在企业之后的。这说明，图书馆界对知识管理的实施是吸收了企业知识管理思想的。但同时又没有摆脱图书馆界特有的对“知识管理”字面意义上的传统认识，这些习惯性理解在知识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总是有所体现。所以，这种局限于显性知识的应用管理即知识服务上的实施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对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实施方案具有明确的表述与具体的实际运作,但又不包括管理学意义上的图书馆组织自身知识的管理，与企业界倡导的知识管理思想存在着一段距离与概念偏差。
笔者曾做过一次试验，当以“图书馆知识管理”为关键词对网络数据库进行中英文检索时，所得实例大多是数字图书馆的参考咨询软件或专题知识服务系统。例如“台湾中山大学图书馆知识管理与服务策略推动委员会”，原名“图书馆自动化及网络化策略推动委员会”，由教育部电算中心负责推动。民国九十一年起，改称“图书馆知识管理与服务策略推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即是研拟制定以利用互联网络达成图书馆间资源共享，或推动网络化图书馆相关的发展计划，也就是RFP（Request For Proposal）（12）。再如耶鲁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工具软件EndNote，是用来管理书目引文的程序软件，具有级强的时效性，可把大量的参考咨询检索从在线书目数据库转移到所建的EndNote数据库，并能通过Microsoft Word 或WordPerfect产生出各种格式的书目记录（13）。还有美国Ithaca大学图书馆的检索参考信息知识元的系统RefquestRefquest系统（14）、美国Multnomah县公共图书馆的信息分发系统Information Dispatch（15）、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图书馆/知识管理中心烟草文献在线收藏（The Cigarette Papers Online）（16）等。这说明这一实施模式在目前的图书馆界意识中已经约定俗成，较为常见，也是图书馆界在实施知识管理方面较之其他行业所具有的特色与优势
3   以知识共享组织文化的营造与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为主要内容的实施模式
一部分图书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施“知识管理”，但其对学习型组织的应用实践以及机构改革、组织文化的建设等为知识管理落脚于图书馆营造了知识共享的文化氛围和运作机制。良好的文化环境与知识共享机制是实施知识管理的必要条件,图书馆只有营造一种知识共享的文化氛围，让每一位馆员愿意贡献自己的隐性知识给集体知识库，才能使信息技术真正融于图书馆管理与知识服务之中，实现有效的知识管理。美国学者Guenther, Kim认为,相对于组织的技术计划，“组织文化”、“学习型组织”、“知识交流”看似过于抽象，但它们往往决定着知识管理系统的最终成功，这些“软件”因素将贯穿于Intranet计算机网建设的每一步（17）。
在征询所得案例中，这方面的实例国内以深圳南山区图书馆(18) (19)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为典型，国外有亚利桑那州大学图书馆(20)和伊利诺州北部郊区图书馆对学习型组织在图书馆的应用实践。
南山图书馆在探索管理方法上，追求以能为本，服务于人，引入企业文化机制，力图通过文化和精神动因实施能本管理，使发挥自身才能成为员工自发的追求。从1998年起推行全员竞争上岗，落实岗位目标责任制，所有员工一律签聘用合同。每年拟定培训计划，基本保障每周两小时的培训时间，由馆内相关专业人员交叉主讲图书馆专业知识、电脑基础知识、网络技能、基础专业英语等课程，员工可选学；聘请知名企业家来馆进行企业文化专题讲座；拨出专用培训经费，用于员工参加社会开办的各种相关岗位技能培训；鼓励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继续教育课程的学习；促使员工在职业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实现个人知识更新。设立各种奖项激励员工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互动与转换，如考核优秀奖、委屈奖、创新奖、建议奖、学术奖、培训奖等。为了促进内部信息与知识共享，全馆电脑互联成馆内Intranet网络，各项规章制度、决定等均通过网上电子公告对全员发布，馆长、部门设公共文件夹，员工可查阅或上传文件；全馆人员外出参观学习后，都必须在全员大会上讲述所见所得，一人的经历就是全馆的经历，一人的体验带动全馆人的思考；定期举办学术沙龙，轮流主持，主题自定，活跃馆内学术气氛，激发创新思维；馆内特别设立了“建议奖”，鼓励个人在工作中多思考，并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成为集体智慧。南山图书馆还与国内专家学者及本地各界知名人士等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聘请他们担任本馆课题项目的指导人，不定期邀请他们来馆举办讲座，听取他们对办馆的看法和建议等；与政府机构、多家图书馆和企业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取长补短；举办和参加各种学术联会、综合性会议等。
亚利桑那州大学图书馆对学习型组织在图书馆的应用实践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经费问题馆长变动及为进行整和网上目录操作系统等新计划的影响，于1993年开始积极地准备组织重整工作。首先在馆内成立了一个政策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的组织设计,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满足顾客之需求。最初成立了不同功能的十个小组,负责各项工作的细节规划与执行,各组组长由政策指导委员会精心挑选出来。员工被鼓励依据自己的背景与专长参加不同的小组,使各小组发挥应有的功能。该馆为了加强各组间的协调与沟通,每６个星期要求各组轮流向全馆馆员做业务报告,为了让图书馆所有成员了解到他们对自己所属的小组及组织负有一定的责任,故该馆决定针对所有员工提供有关学习型组织基本概念的训练课程。1993-1997年,以建立团队组织与灌输学习型组织涵义与概念为主要工作。1997-1998年,则带领整个图书馆团队认同共同愿景(Shared Vision),以及评估团队的工作需求、建立绩效的评价标准、定义每个小组的主要功能、建立个人工作绩效及学习计划。该馆经过组织重整的过程后,得到了下列几项对图书馆发展组织的共同愿景:(１)以读者为中心；(２)持续进行读者需求分析；(３)使读者自给自足；(４)对工作小组人员授权；(５)决策分析以数据为依据；(６)注重人员之开发与训练；(７)不断地改变与改善。他们认为,以这种愿景为导向的管理方式，比传统以个人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方式更有效率,该图书馆因而享受到多项成果,包括:培养出馆员的多项技能、馆员与师生间的关系更为融洽、馆员能以数据分析的方式解决问题、节省成本、服务品质提升等等。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是较早进行组织重整,并以建立团队组织与学习型组织为主之机构。该馆一直对推动学习型图书馆非常尽心尽力,并经常针对图书馆界人士举办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以协助其它图书馆成功地建立学习型组织。
从以上实例解析可知，这一实施模式的具体操作主要是基于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自身的知识共享、知识利用与知识创新，是对传统图书馆管理的深化与优化。目前这种以知识共享组织文化的营造与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为主要内容的实施模式在图书馆界属于机构改革的范畴，还没有上升到知识管理的认识高度，只是客观上为进一步的知识管理实施准备了文化氛围与建制基础。因为图书馆决策者还没有从主观上有意识地把知识管理思想引进图书馆，还没有把机构改革与图书馆知识管理平台的搭建结合起来。
4   以知识资源共享理念与信息服务技术为支撑的图书馆联盟实施模式
除公司图书馆(又称为企业图书馆或知识中心)外，大多数公共的、学院的和研究型的图书馆与那些旨在利用知识管理获得竞争优势的商业组织相比对知识管理具有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观念。公共的、学院的和研究型的图书馆最重要的使命是拓展用户获取知识的途径，而非仅仅服务于机构竞争和内部使用，很少和外界进行知识共享。在这种公共获取使命的感召下，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联盟将知识管理的目标定位在更高的层次上，着眼于全社会知识资源的分享与合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以李华伟博士所选的图书馆联盟（OCLC、Ohio Link、CALIS、NSTL）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创建于1967年,是美国俄亥俄州54个院校的图书馆自发联合起来形成的计算机联合编目中心,早期称俄亥俄学院图书馆中心,由于服务范围的扩大,图书馆成员馆的增多,1981年改名至今。目前OCLC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其成员馆和服务范围已遍布82个国家与地区的41000个各类型的图书馆。OCLC不仅在联合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 Cat与馆际互借等显性知识资源共享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重视隐性知识资源的开发与知识创新。比如Site Search软件工具的改进及图像系统软件包的应用，First Search服务的加强，8次元数据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以及电子期刊馆藏联机服务的实现，无不折射出OCLC不断创新的强烈意识。正是由于拥有DC(都柏林核心集)、VRD(虚拟咨询台)、CORC（合作联机资源目录）等现代技术，OCLC才能勇立潮头，始终站在专业发展的前沿。（21）
Ohio Link是美国俄亥俄州图书馆信息网络(Ohi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t Work)的简称,建于1992年,由13所大学成员馆发展到包括俄亥俄州基本上所有的公、私立大学图书馆和俄亥俄州图书馆,到1998年,其成员馆已达73个,成为美国著名的地区性图书馆文献信息网络。OhioLINK的中心系统包括编目和规范档、联机联合目录、地方系统间转换查询程序、附加数据库和连接俄亥俄州以外系统的通道。它通过俄亥俄州高速巨型计算机网络被连接到各大学的远程网络中。各个地方校园网将支持该大学的图书馆目录、流通、其它数据库和分校及分校图书馆系统之间的功能。它通过统一的用户界面，为各馆收藏同一种文献提供统一的检索点，凡是OhioLINK成员馆的读者都可以联机检索本馆和网络中其它馆的文献信息。在隐性知识开发方面,OhioLINK网站设有“Chat With A Librarian”等专栏以促进馆员与用户之间的实时互动交流（22）。
CALIS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的英文缩写。自1998年该项目筹建以来,为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依托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CALIS联接全国进入教育部“211工程”的高校图书馆，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其根本的任务是“建立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CALIS通过自行开发和引进相结合,建立了一系列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开发了联机合作编目系统、联机公共检索系统(OPAC)、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等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网络,逐步完善了公共检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协调采购、联机合作编目、电子资源导航等6大功能。目前,不仅是“211”高校图书馆，非“211”高校图书馆及其它社会信息服务机构如国家图书馆、上海申联文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水利部图书馆、中科院物理所、上海文献情报中心等均已参加并享受CALIS的服务,在图书馆界的影响十分深远,极大地促进了文献信息标准化建设和广域环境下的共建、共知、共享。（23）
NSTL（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英文缩写（网址:http://www.nstl.gov.cn/gywm.htm）是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于2000年6月12日组建的一个虚拟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程技术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组成。中心设办公室负责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组织、协调与管理。（24）
以知识资源共享理念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图书馆联盟实施模式，是基于构建一种全社会知识共享机制的思想，虽然是对图书馆知识管理的部分实施，但其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与社会贡献，正在为图书馆个体实施知识共享运作提供借鉴，应该是图书馆界实施知识管理的硕果与荣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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