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前日在京发布的《中国城市教育竞争力比较》，将国内32座城市的教育竞争力排出了座次。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竞争力的排名次序是深圳、广州、厦门、成都、杭州、青岛、宁波、大连、沈阳、济南、南京、武汉、哈尔滨、长春和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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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听到这消息，忽然就笑了。原罪呀，原罪！教育越是发展得早的城市，越是发展得完善的城市，其教育竞争力越是排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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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明白，最近社科院的专家们究竟是怎么了？不是昧着良心为了房地产开发商利益而嚷嚷着中国房地产价格很便宜，就是莫名其妙弄出来一些无法让人认可的所谓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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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教育竞争力真的就如此强大吗？这样的排名结果，你说怎么能够不让人生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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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解决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收了别人的钱，收得多的排前面，收得少的只好排后面；评价指标弄错了；研究样本取错了。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的出现，都标志着社科院学术的堕落！当然，只能说是其中某一部份人的堕落。就我所了解到情况看，社科院的大量专家们，都还是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必要的学术道德的。真正丧失了学术道德的，应该只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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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课题研究组的专家们是否收了别人的钱，这事我并不清楚，所以不能乱说。说错了，是要惹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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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来看看他们可能选取的研究指标。我没有他们的报告全文，这种报告，也不值得我掏钱去购买。根据他们在成果发布会上的说法，我们大致可以猜测出来他们的研究指标体系。倪鹏飞说：“我们认为它是在一定的竞争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以提供优质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提高城市居民教育水平，促进城市经济、科技、社会等全面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它是教育的能力。”这一定义本身应该是没有错的。在具体研究构建时，指标体系被分为投入和产出两部分，把投入分成硬件投入和软件投入，把产出分为本体产出和功能产出。硬件投入再细分为教育的人、财、物三要素；软件投入强调教育的观念、教育的管理、教育的制度和政策。教育的直接产出包括教育的成果、教育的机会、教育的公平，间接产出包括教育对经济、科技、社会的贡献。这些指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联合国研究学者们的影响。但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联合国用这些指标体系来研究国别教育竞争力的时候，其所针对的主体和我们所针对的主体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决定了课题研究结果的错误是必然的。作为国别研究，不需要严格区别受访对象的来源，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外部流入的人才只占少数，外部教育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影响不大，人才的国别流动对教育竞争力国别排名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可是在中国，尤其是在深圳，其大量的人才都是来自深圳以外的教育体系。因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使用简单的统计数据，或者是问卷调查结果来测量教育的贡献。再这些指标里面，还有一个指标，是十分容易令人质疑的，这就是教育成果的测量。我不知道课题组是怎么样测量教育成果的，但从其所表述的利用统计数据的说法，大致可以推测是利用了学生人数或者是大学录取人数之类的数据。可是这些数据真的能反映教育成果吗？一个高考300分的大学生和一个高考500分的大学生，其代表的教学成果真的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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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研究样本的选择，同样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不得不对课题组的样本量提出质疑；一个如此重要的城市教育竞争力排名，竟然只在一个城市发放了100个样本，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这100个发放问卷的回收情况，以及问卷的有效性。其次，回到上述的指标选择问题所说的错误；如果确实要借用联合国的研究指标，课题组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让被调查者列出自己的受教育经历，并将其对经济、科技与社会的贡献归入到其受教育的城市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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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以前，那些所谓的专家们，还是回家吃饭去吧，你妈妈正在喊你呢！等吃饱了饭，想清楚了，然后再出来混，肯定效果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