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探讨犯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

以上两张照片是美国真实存在的两个社区，一处年久失修，一处干净整洁，现在有两处都有一辆相同型号的车停在路边，你认为哪一辆更容易被人破坏？

我想应该不会有第二种答案。大多数人给出判断的原因可能是破败的社区更可能存在游离在法律边缘的不良青年。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破败吸引了不法分子还是不法分子的入侵导致了破败？

这或许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它并不是没有答案。有人通过实验给出的他的解答——犯罪的滋生与环境有关。换言之，无序的环境诱发了犯罪，而并非是不法分子主动选择作案地点。

1969年，如今大名鼎鼎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才刚刚加入斯坦福大学，那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要在两年后才会登场。

这一年他也做了一个实验。津巴多计划把没有牌照汽车放在街头，观察不同地区的人对汽车的行为。为了对比，他选择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社区。

第一个位于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The Bronx），这里的社区人口密度大，当时居住着大量移民，包括来自欧洲、加勒比地区、美国南部非裔等等，在60年代末开始出现住房条件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算是当时比较混乱的一个社区。

另一个位于加州的帕罗阿尔托（Palo Alto），这是著名的硅谷富人区，是美国生活最昂贵的五个城市之一，很多高科技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这些公司的员工基本都居住在帕罗阿尔托，他们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算是社会精英阶层。

实验的过程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放在布朗克斯街头的汽车很快就被糟蹋了。最先动手的是一家子，他们打开了车子的发动机盖，卸下并偷走了里面的冷却水箱和电池。

接着更多人都参与到破坏行动中来，几个小时后车上几乎全部有价值且能够被顺走的东西都不见了。拿完东西还不算完，最后是肆意的破坏，车窗被人打破，内饰被扯烂丢弃，这辆原本完好的车最终沦为了孩子们的游乐园。

另一边，停在帕罗阿尔托的一辆类似汽车起初非常安全，放了一个多星期也无人问津，更没有出现任何非法的行为。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在津巴多的团队敲破了车窗后，这辆停在中产富人区的车子也落得了被破坏的宿命，并且破坏车子的人并非流窜人员，而是衣着得体的美国白人。

这个实验的结果证明了非常规的行为与诱导性的环境有一定的关联性。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破坏车子的行为与环境中的混乱有关，而不是单纯只与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关。

津巴多的这个实验给了后来的研究者很大的灵感，1982年，两位学者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破碎的窗户：警察和社区安全》，被认为是“破窗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这篇文章现在也很容易在大西洋杂志官网搜到。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来解释：一栋建筑的一扇窗户被打碎了，并且没有及时得以修复，很快，该栋建筑的所有窗户都会被打碎。没有及时得到修复的窗户给外界传达这样一种信号，没有人关注这扇窗户，所以打碎更多的窗户也不会得到惩罚。

其实早在“破窗理论”被提出之前，就有很多人在探讨影响街区犯罪率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也有一些比较反直觉的结果。

早在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犯罪学家奎特勒特就发现一些贫困地区的犯罪率出人意料的低，而一些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的谋杀和强奸犯罪却很高。因此他否认了犯罪是贫穷的结果，也不认为提高教育程度能降低犯罪的倾向性。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建筑师纽曼发现，华盛顿两个邻近的街区可能因为建筑设计的问题导致生活质量的差距。其中一栋有11层共2740个单元的居民楼存在些没有规划也无人看管的公共区域，这些区域充满的垃圾、涂鸦、杂物，生活质量较差。相反，旁边的居民区都是面积很小的老旧连排房，但是因为没有太多公共空地，反而秩序更好。

这些不成系统的研究发现都说明不良行为的出现受到了环境的影响。

“破窗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思考犯罪与地区的混乱失序是否有关联。当然理论提出者是肯定认为它们是相关的，无序的现象对人的反常行为和违法犯罪具有强烈的暗示性，社区或街区混乱的迹象表明这些地方的犯罪控制很薄弱，潜在的犯罪者将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犯罪活动。

不过，个别无序的社会现象并不会轻易引起犯罪，只有当无序状态达到一定规模或无序活动非常频繁时，犯罪等复杂消极的社会现象就会出现。进一步，如果我们对无序的社会行为进行干预，是不是就能降低犯罪的倾向呢？

作为理论创立者之一的凯林身体力行，担任了美国警署的政策顾问，积极推行了“破窗理论”并参与整治了纽约地铁的脏乱差。

在中国，地铁的环境算得上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大多时候体验都比较良好。可你或许无法想象，1990年以前的纽约地铁能够有多糟糕。地铁站长期被流浪者霸占，乞讨者、瘾君子、醉汉随处可见，公然猥亵、逃票、违法涂鸦屡禁不止。

当然还有很多恶性的违法事件发生，甚至发生过青年阻止男孩公然猥亵反而被刺死的严重案例，纽约的地铁一度成为了城市阴暗面的代表。

当时的纽约市交通局长采用了源于“破窗理论”的零容忍策略整顿了纽约地铁，除了对轻微违法行为进行大力度的打击，还斥巨资更换了满是涂鸦的旧车厢，不仅在新车厢上使用了新的防涂鸦材料，还颁布了新的规定禁止将喷漆出售给未成年人。

到1990年，纽约地铁内抢劫等暴力案件减少了76%。随着交通局长升任警察局长，零容忍理论被推广到全市，到1996年，纽约市重大犯罪减少三分之一，汽车盗窃案减少了40%，抢劫案减少了32%。

此后，“破窗理论”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了宣传和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正向的，但是其中对无序行为的干预究竟能不能减少犯罪，学界是有争议的。

零容忍的严打的确能使当地的治安得到改善，犯罪率下降，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执法强硬，让潜在的犯罪者转移到其他地区实施犯罪呢？如果只是让犯罪转移了，那就不能说打击无序行为降低了犯罪率，而只是左右了犯罪者的地点选择而已。

为了验证，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市区内选取了56个高犯罪率的街区，从中再选出24个地点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实验组街区，警察执法严厉，积极处理街头乱扔垃圾的情况，增加街区的照明灯光和防护栅栏。

进行干预后，实验组街区的犯罪事件比控制组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抢劫、偷窃和街头暴力等犯罪。另外控制组街区同期的犯罪总量也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对无序行为的干预确实减少了犯罪，而并非转移。

反对者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不能归功于警方对“破窗理论”的应用，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首先，有人指出在纽约警方开始通过“破窗理论”指导警务之前，纽约的犯罪率就已经开始下降了。更有趣的是，没有实行破窗警政的洛杉矶犯罪率也在下降，并且当时洛杉矶还爆发了腐败丑闻，处于混乱状态。

有的理论把全国性的犯罪率下降解释为经济增长和可卡因泛滥的终结。也有观点认为这只是普通的“均值回归”问题，因为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个高犯罪率的时期，其后出现的犯罪率下降是普遍的规律。

更有学者认为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与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有关。堕胎合法化导致问题青年的出生率大幅下降，由问题青年引发的犯罪现象减少主导了全国性的犯罪率降低。

我们愿意相信“破窗效应”能够降低一部分犯罪率，但它的作用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巨大。另一方面，破窗警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是我们如何定义无序行为，例如青少年在街头大声播放音乐算不算无序行为？人们对混乱无序的感受是主观的，对于同样的行为，发生在非洲裔或移民较多的社区，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混乱。

另外，对轻微违法行为的打击有可能导致过度执法的问题。2014年，纽约警察在街头对一名非洲裔使用了被禁止的锁喉动作，导致其死亡，事件被目击者拍摄下来，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即便“破窗理论”争议不断，人们还是认为它给社会治安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比如香港特区的廉政公处就采用零容忍的态度打击腐败，1块钱也要追究，至今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

另外，“破窗理论”也被其他领域广泛应用，包括财政监督、学生管理，图书馆书籍保护，甚至是社交网络的运营。

总之，不管“破窗理论”是否足够严谨，未来会不会被推翻，起码它让我们关注到了预防犯罪这个层面，众所周知疫苗能消灭传染病，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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