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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本是人类抵抗疾病的一项伟大发明。

但近年来频发的毒疫苗事件却让人心惊胆战。

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疫苗事故。

当时那批“毒”疫苗完全符合制药要求，却祸害了4万名健康儿童染上小儿麻痹症。

其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无辜伤亡更是把疫苗逼上让人恐慌的峭壁。

如果说人类是地球上的霸主，那么延续千古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强大的免疫系统。

它把大部分入侵的微生物阻拦在防御线之外。

然而一些目不能及的微生物，却悄然掌握着人类的生死大权。

比如曾让人闻风丧胆的天花，就几乎与死亡划上了对等号。

天花病毒

直到1796年，英国的爱德华·詹纳医生发现了一种能预防天花的牛痘病毒。

人们开始巧妙地运用失活的病毒激发体内免疫系统活跃，以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而这些毒性低、能诱发特异性免疫的疫苗，也就成为人类医学的一大进步。

从19世纪中叶巴斯德创立细菌学说以来，与特定微生物相克制的疫苗也开始快速发展。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则是另一种同样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疾病。

患者大多只是肌肉无力，产生肠胃不良反应，严重的造成瘫痪。

可死亡案例却也十分惊人。

1908年，细菌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才发现诱发疾病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然而人们依然拿这肆虐的病毒毫无办法。

当时还未成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曾患上了这个恶疾。

他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一年后，左腿因此而终身瘫痪了。

到了50年代初期，这已经是美国人最恐惧的疾病之一。

仅在1952年当年，死亡人数就高达3000人。

左腿瘫痪的罗斯福总统

既然是已经查明的病毒从中作祟，那么理应有相应的疫苗可以让人体实现抵抗。

1955年，在人心惶惶的恐慌中，终于催生出预防这一恶疾的疫苗。

美国病理学家乔纳斯·索尔克率先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IPV）。

此消息一出，人们对于这场病患的恐惧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免受疾病缠身的希冀。

而在医药厂商眼里，这也是一个绝好的商机。

乔纳斯·索尔克

数家疫苗生产商纷纷申请得到政府颁发的索尔克疫苗生产权。

其中包括一个家族制药公司，卡特实验室。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接种IPV的热潮。

制药公司研制出相应的疫苗，经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审查，进而投入市场。

卡特实验室职员正在准备疫苗配送

当时一名5岁女孩安妮就是第一批接种疫苗的其中一人。

鉴于两位朋友都患有可怕的脊髓灰质炎，安妮父母对这种疾病也是十分惶恐。

父亲是大学心理学教授，母亲是大学辅导员，两人对于先进的医学都非常崇敬。

于是在疫苗获得批准后，她们立马带安妮去注射了卡特实验室出产的疫苗。

当时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病房

原以为接下来便该歌颂疫苗研发的丰功伟绩。

然而没能迎来普天同庆的医药盛世，更严峻的伤亡却紧接其后。

部分卡特实验室生产的疫苗非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预防效果，反而让更多健康人感染了疾病。

由此引发了一次轰动全国的药害事件。

IPV

起初，热情高涨的人们根本无暇对此心存质疑。

即使存在质疑，单凭普通人的力量也根本无从考究疫苗的安全性。

毕竟他们的生产工艺的确完全符合NIH当时设定的标准。

NIH大楼

于是在全美5个州内兴起了一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行动。

20万学龄儿童纷纷接种了刚面世的疫苗。

疫苗主要来源于获得了授权的卡特实验室和另外三家大型医药公司。

然而这阵充满希望的狂潮只持续了短短的两周。

两周后，监管机构就收到了疫苗被污染的举报。

排队注射疫苗的人们

疫苗出现了问题，制药公司自然难逃其咎。

卡特实验室是四家制药公司中，生产疫苗经验最少的一家。

而问题也恰恰从这里萌芽——疫苗中的病毒未完全灭活。

在疫苗接种到人体内后，病毒重新被激活。

它们在复苏后，以凶猛之势在如此鲜活的健康身躯中放肆侵略体内细胞。

脊髓灰质炎病毒的3D结构展示

虽然他们当即紧急召回了几乎所有疫苗，避免问题疫苗继续扩散。

但从发行到召回，两批共12000剂量的疫苗从卡特实验室流出。

一度狂热的接种热潮让期间接种过的人数一路激增。

这也催化着事情朝恶化的方向发展，造成了大范围的伤害波及。

接种疫苗后两年，安妮的身体出现了奇特的症状。

她先是患上了类似流感的疾病，随后四肢有意识却完全没有力气。

不出6个月，支撑她行进的工具也从拐杖换成了轮椅。

从那以后，她成了一名彻头彻尾小儿麻痹症患者，余生都处于瘫痪状态。

打小怀揣着成为兽医的理想，也因此而破灭。

而那支从她右侧臀部注射进体内的疫苗，则是罪魁祸首。

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疫苗进入安妮体内，在其中悄然活化并侵染扩散。

与安妮类似的案例越来越多地曝光出来。

一场声势浩大的制药事故由此爆发。

据统计，接受过疫苗接种的人群中就有4万名儿童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其中164人瘫痪，10人死亡。

那时的卡特实验室已然成为公众谴责的众矢之的。

这起事故在历史中也以“卡特事件”的名称流传下来。

但实际上，卡特实验室生产的疫苗在任何一个工艺环节都符合当时的医药卫生标准。

然而在合理的流程下，又是哪里的被钻出了空子而酿造成这起严重事故？

原来问题不全在于制药商，反而NIH得背上这口害人命的黑锅。

当时疫苗发展历史尚浅，即使是相关政府部门对此也是欠缺经验。

而正当各界对疫苗表现出来的好处集体狂欢时，其中可能存在的一部分风险却被蒙蔽了。

以至于他们其实过分高估了制药商的灭活技术。

这才拟定了较低标准的临床灭活要求。

恰巧，撞在靶子上的的卡特实验室也是经验不足。

本以为符合了标准就万事大吉，谁料到原来自己也掉进了坑里。

在大量投入市场后，才得到血与泪的反馈——疫苗中的少量活病毒并未杀死。

然而为时已晚，这样一个教训却是由4万个无辜的健康身体换来的。

1958年，安妮一家针对这起事故提出诉讼。

继而更多的受害者蜂拥群起，成千上万的诉讼也接踵而至。

卡特实验室最终被判决承担“无过错的责任”，赔偿巨额款项。

而当时的NIH主任和美国卫生部长则相继引咎辞职。

但即便如此，这起事件对于索尔克疫苗还是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而不出三年，索尔克的对手萨宾趁机研发出了一种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糖丸（OPV）。

这种糖丸方便服食、成本低廉，有利于实现更广泛的群体普及。

虽然它的效果不及IPV，但却避免了类似的药害事故再次发生。

直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防治小儿麻痹症的主要方法。

OPV

这起事件总算也在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尘埃落定。

但自此，美国民众对于疫苗的信服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然而疫苗本身并没有错，这甚至是目前最直接有效的防控疾病手段。

问题在于还需要严格把控生产过程，并更加合理地规划标准。

为此，美国政府唯有完善相应的制度法规，重塑人民对疫苗的信任。

不久，存在漏洞的疫苗生产要求被联邦政府重新修订。

1955年至1962年间，美国共分发了4亿剂安全灭活的IPV。

直到1994年，美国境内已经全面消灭了脊髓灰质炎这个曾经如噩梦般萦绕的疾病。

与此同时，这对于制造疫苗的医药公司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疫苗研发本来就困难重重，无论是成本还是临床试验都存在艰难的阻碍。

如今推出后还可能因莫名背负附加的安全问题，从而造成赔款甚至刑事责任。

这样下去，医药公司很可能不愿再碰疫苗这块烫手的馅饼。

而民众的公共卫生安全将会是一次严峻的科学倒退。

1986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通过了《国家儿童疫苗伤残法案》。

这部法案不仅健全了疫苗的监管制度，还给制药公司吃了一剂定心丸。

项目针对疫苗提供者和接受者双方建立起了一个保护机制。

美国财务部向制药商收取每剂疫苗0.75美元的税，形成疫苗致残的补偿基金。

这也就相当于分担了制药商的财务风险。

虽然在疫苗的发展史中存在着大大小小令人心寒的事故，但究其本源、解决问题比埋怨与失望更利于医学进步。

相对于身体毫无防御地暴露在无尽病菌中，疫苗还是相对安全的预防手段。

因噎废食实属不明智之举。

而日趋完善的医疗法规，才是民众的强效定心剂。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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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n Russell. When polio vaccinebackfired/Tainted batches killed 10 and paralyzed 164. SFGATE. 2005.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