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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一位酷爱文学的警员将自己近十年的办案经历融入到创作中,发表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血案疑踪》。
小说中虚构了一段传世珍宝“龙凤首饰盒”被盗的情节。
为了追求极度的真实,这位警察趁着在古都开封的便利,亲自拜访开封博物馆多次向专家请教文物的细节问题。
近乎真实的细节和自然的演绎让这部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北京电影制片厂在三年后还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让它成为一代人心中刑侦类作品的经典。
时隔十年,这位警察已是名声在外的优秀警官,并且还自考河南大学,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1992年,他才刚统领开封市局还不到半年时间,一件骇人听闻的文物盗窃大案戏剧化地上演。
三名大盗潜入戒备森严的博物馆,一夜卷走69件国家级文物,涉案价值超过6亿元。
是国际上仅次于蒙娜丽莎失窃案的第二大文物盗窃案件,也是新中国最大最令人震惊的盗窃案。
而事发之地,正是他请教专家的那个开封博物馆,小说的剧情竟成为了现实。
一场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较量在那年的“九一八”国耻之日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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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开封博物馆正举办“明清宫廷用品展”,展品几乎都是该馆最珍贵的文物。
这些不仅是国内仅存的国宝级文物,有很多甚至是世界仅剩的孤品。
9月18日,虽然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但这并不妨碍博物馆的照常开馆。
一早八点半,两位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的游客。
然而,两位工作人员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展厅内一片狼藉,几个展柜内已经空空如也。
这下国耻之日恐怕又要多上另一重含义了,开封博物馆馆耻纪念日。
接到报案的警方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的统计,失窃文物多达69件,其中10件都是国家一二级文物,令人震惊。
实际上在1988年迁址之后,开封博物馆发生过10起失窃案,有四起涉及文物,但都只是一般文物。
而这一次失窃,不但数量大,而且都是无法估价的绝对珍品。
如果非要用价值来衡量的话,涉案总金额在当时就已经超过6亿元。
这对当时才出任开封市局一把手的警察武和平来说,是一个绝对的挑战。
案发后,上级迅速组建了“9·18大案”侦破组,下令必须破案,绝不能让这些文物流失。
一般而言,上级对这种大案要案都要求“不破案就卸任”,但考虑到武和平刚上任的情况,可以破例。
可武和平却不接受这样的“好意”,他坚持绝不例外的原则,向全社会立下军令状“破不了案件,我武和平就地辞职!”
放卫星的本事谁都会,但破案可不是说着玩的。
看着这疑点重重的案发现场,武和平心中的疑惑多得纠成了乱麻。
展厅现场,警方收集到的罪犯遗落物件主要有三样:玻璃刀、红色绒布、黑色票夹。
玻璃刀的用途不用过多地解释,是罪犯用来破坏展柜玻璃防护的工具。
可是红色绒布和黑色票夹又如何解释呢?
尤其是好几块被精心裁剪成皇冠形状的红色绒布,刑警们想破头都想不到它是作何用处。
最令人费解的还不是这些作案工具,而是他们究竟如何不触发警报就潜入展厅的。
开封博物馆当时刚刚购买了一批红外线检测报警器,安装在展厅高出窗户之下。
而从被破坏的窗户防盗网来看,那里正是罪犯闯入展厅的入口,理应被触发的警报竟然没有任何响动。
难道犯罪分子有什么通天的法术?
为了征集线索,武和平亲自登上电视台,向全开封的百姓发布征集令。
并承诺,对立功人员给予最高5万元的巨额奖励,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重赏之下,还真冒出了些有价值的线索。
开封博物馆的职工突然想起,在九月初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三次到博物馆参观。
他自称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每次来参观都有人陪同。
而且,据博物馆讲解员反应,这个所谓的武汉大学教授似乎的确挺懂瓷器的,但是随行的同伴却总心不在焉,往天花板瞎看。
经查询,“黄河中下游研讨会”是子虚乌有之事,而武汉大学的教授中也没有如此年轻的。
显然,这伙以“武大教授”为首的人嫌疑重大,很可能就是盗走69件国家文物的犯罪分子。
经过警方调查,在博物馆不远处的东京大饭店的住宿登记里发现了四名可疑人员。
他们中有两个明显用的是名人的名字,分别是唐国强和陈纳德,登记单位也都是伪造的。
另一方面,对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产地也有了新的调查进展。
玻璃刀,是山西省稷山县清河镇一个个体工厂生产的,共生产了821把,销往长江以北的五个省。
黑色票夹,是上海奉贤星新文具厂生产的,共生产122万多个,主要销往长江以南。
红色绒布,是郑州色织一厂生产的,销往武汉汉口区贸易中心。
在所有销售地当中,只有武汉同时能购买到三种作案工具!
经过驻守武汉的民警的明察暗访,终于发现了嫌疑人所驾驶的白色桑塔纳轿车,锁定了目标。
最终抓获了犯罪团伙中的一人,并供出了其余的嫌疑人。
案件的主犯名叫刘农军,听起来出身应该比较“红”,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刘农军早年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学习,是个高材生,差一点就成为了武和平的同行。
不过因为当年盗窃教学器材被抓获,断送了自己在警校的生涯。
虽然之后又重回校园,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但自那以后就没走上过正经路子。
1983年之后,刘农军做过一段时间的个体户,但钱来得太慢,于是又想起了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不过这次他想干票大的,他勾结了港澳的黑社会组织,萌生了偷盗文物销赃海外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他甚至自学文物鉴定,对瓷器鉴赏有相当高的水平。
案发前,他前往广州,在那招揽了几位“身怀绝技”的同伙,精心准备了这次开封博物馆盗窃。
除了多次前往博物馆踩点,绘制平面图这样的准备,刘农军还对博物馆的报警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他买回博物馆同款的红外线报警器,在宾馆中反复尝试。
这是一种被动式的红外线报警器,并非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中能射出光束的主动式报警器。
被动式报警器的原理很简单,主要是通过检测人体或生物体自然辐射的红外线,只要接收到信号便发出警报。
这种报警器相对而言安装比较方便,但缺点也很明显,容易被遮挡失效。
刘农军反复尝试,发现红色绒布的遮挡效果最好,便将精心裁剪制作出了皇冠形的作案工具。
案发时,通过黑色票夹将红色绒布固定于报警器上方,遮挡使其失效。
不得不承认,刘农军为这次盗窃的准备可以说是面面俱到。
但却败在了自己高傲的心态上了,自以为能躲过恢恢法网,忽略了警方遇强则强的决心。
刘农军将盗来的大批文物藏在武汉同伙的家中,再疏通关系伪装文物通过飞机运往广东佛山。
之后,在广州与人接头最终经由澳门古董商之手销赃。
但还没等古董商找到卖家,警察就已经追上了门,将文物尽数追回。
而原本打算逃往境外的刘农军被惊动,躲藏至山东青岛的一间出租屋当中,准备进行整容手术,逃脱抓捕。
当然,犯罪分子永远不会有好结局。
1993年9月18日,还是同一个日子,刘农军与其同伙被枪决。
而“9·18”专案组在同一天被记集体一等功,5位核心警员记个人一等功。
大案过后,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教训。
如今的博物馆安保设施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除了常见的指纹锁、监控摄像头等,更多高科技的设施也逐渐被应用。
主动式红外线报警器,发出不可见的光束,一旦被遮挡立马报警。
防盗报警玻璃,夹层填充氩气,被击碎后气体泄露,空气接触当中的气敏元件,触发警报。
科技在进步,但对罪犯的打击却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千防万防家贼难防。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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