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最近，《东方早报》的记者在“年终特稿”《长江水电开发争论不休流域综合规划长期搁置》中，以 “国际公认40％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警戒线”为理由，质疑我国的长江水资源开发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其实这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谎言了。重复这种谣言的瓮立达先生，也不是什么专家，而是一个从长江水利委员会退休多年，且经常热衷于造谣反坝的环保官员。

国际上确有“河流水资源的利用不宜超过40%”的说法。但它绝不是指水库蓄水（开发），而是指社会总用水量不宜超过河流的40%。根据我国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解释，其理由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用水大约有70%最终会转变成污水，重新排入河流系统。因此，一旦某河流的水资源的利用率超过40%，那么就大约有28%的污水排入河流，与原来的60%未使用过的河水相融合，整条河流就几乎增加了一半的污水。因此，河流水资源的使用率一旦超过了40%，人们就会认为已经对河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影响、破坏了河流的生态环境。

　　对水库蓄水的水资源开发而言，根本就不存在着污水返回河流的问题。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所谓过渡开发的问题。因为水资源的开发一般仅仅是一种储备，往往并没有真正消耗和使用水资源。不仅如此，一般来说，河流水资源的蓄水能力和水电的开发程度都代表着人类对河流水资源时空分布矛盾的控制能力，通常都应该是开发程度越高越好。  

美国的水库总蓄水量为13.5亿立方米，占美国水资源总量的48.2%。如果真存在所谓40%的警戒线的说法，难道美国全国都已经严重超过水资源利用的警戒线了吗？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正是体现在其超强的水库的蓄水能力上。

根据统计，美国，哥伦比亚河的有效水资源调控能力达到了35.09%；密苏里河为101.6%；科罗拉多河为216.8%[摘自1992年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梯级水电站的开发与管理研究》p152]。请注意，这些数据仅仅是指水库的有效的调控能力，还不是指水库蓄水总量。而我国金沙江的规划全部完成之后，有效的水库调节能力仅为年径流量的32.2%（记者报道中所说的83%是指水库蓄水总量）。《东方早报》的记者为了能煽情，故意没有使用有效库容的数据，而是使用了最大库容的概念。如果我们用最大库容表示美国的河流，它们的河流水资源开发程度全都超过了80%。其中，科罗拉多河的开发程度已经超过了400%。

美国的国土面积和水资源总量，都与我国相似。目前中国虽然水坝数量名义上比美国还多，但是水库总库容仅为美国的一半。如果以人均水库蓄水量来比较﹐中美差距在十倍以上。由于缺乏水库的调蓄能力，我国一方面洪涝灾害频发﹐另一方面又是干旱严重﹐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由于可控制的水资源总量不足造成的。相比之下，美国的绿水青山，自然灾害少，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们的水库库容大，可以吸纳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强的干旱。我国生态环境上的巨大差距，恰恰体现在水库的蓄水能力上。

例如：美国胡佛水坝基本上不泄洪。我国三峡每年都要泄洪多次。泄洪的根本原因就是水库库容不够，不泄的话，洪水很可能会形成灾害。水库库容大了之后，洪水是资源、是财富。但如果水库库容不够，洪水就是危险，是灾害。同时，只有水库的库容大了，抗旱的能力也才会增强。因为没有泄洪的威胁，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可以建29级闸坝；水资源可以得到自如的利用。我国的长江则要在洪水期疲于奔命的把洪水排到海里去，哪里还敢建什么闸坝？旱季里则经常为了保证基本的航运，在明知道水库里水资源已经十分的张的情况下，还是不得不放水。这样势必会更加剧水库水资源的紧张程度。可见，水库的蓄水能力对减灾有事半功倍的放大作用。

为此，2012年7月，国际大坝委员会联合国际灌排委员会、国际水资源协会和国际水电协会在日本的东京共同起草并发布了《储水设施与可持续发展》世界宣言。该宣言呼吁全世界共同努力，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水电开发和储水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该《世界宣言》还披露世界每年淡水资源总量约有40万亿立方米，目前人类可利用量每年只有9万亿立方米，其中大约4万亿是由储水设施调节的。

根据这一宣言，我们知道全球各国平均的水资源调节（水库蓄水）能力，已经达到了44.4%，其中由于发展中国的水资源开发程度普遍很低，而发达国家的水资源开发程度普遍都比较高。根据联合国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都与该国的水库蓄水能力成正比。也就是说，全世界普遍的现实都是：水库蓄水能力越强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经济越发达，生态环境也越好。我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速储水设施建设，提高水库蓄水和调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