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博庭

国家《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国家实施流域梯级开发水能资源，在生态优先前提下积极有序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建设，适度开发中小型水电站。”

这一提法虽然摒弃了保护生态的非主流生态学观点，避免了产生类似三峡工程那样生态判断上的矛盾。但是，所采用的生态优先的提法，却难免仍存在着主体不够明确的问题。例如，在一个具体的工程项目中，我们到底应该是让鱼的生态优先、草的生态优先，还是猴子的生态优先呢？

生态文明就是以人为本的生态优先

其实，此前我们之所以，可以说保护环境，但却不能说保护生态。其原因就在于环境的主体非常明确，就是人，而生态的主体，则可能是不确定的。所以，笼统地要求保护生态，其结果可能是荒谬的。举个极端的例子，肮脏的垃圾场是老鼠的最好生态，难道我们也要保护好垃圾场的肮脏吗？总之，“生态优先”同样还存在有主体不能确定的矛盾。那么，有没有一种不会产生生态的主体不明矛盾的科学提法呢？

当然有。几乎是在国际生态学界的主流，阐述了生态必须进化的最新理念的同时，我们党的十八大也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我们知道，生态必须进化理念的核心，就是强调我们所要研究和考虑的生态主体，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而“文明”一词又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特有的描述。所以，生态文明显然就是要求以人为本的保护生态，或者说以人为本的生态优先。

其实“生态优先”与“生态文明”或者说“生态文明优先”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强调“以人为本”。例如，在美国由于人们都不喜欢吃刺多的淡水鱼，所以，水库中的淡水鱼常常多得造成生态灾难。因此，需要不时地采取消杀措施，加以控制。

然而，在中国由于淡水鱼是人们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所以，我们对属于同样的物种长江四大家鱼不仅要积极保护，而且还经常要为其损失大量的水资源进行生态调度，以增加其幼鱼苗成活率。

这种对淡水鱼类完全相反的生态措施，如果用生态优先就无法予以解释。你不知道应该让它（水库淡水鱼）优先死，还是优先活。但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就十分容易理解。

在美国消杀水库淡水鱼是生态文明的需要；在中国保护水库淡水鱼，同样也是生态文明的需要。总之，根据人类社会的不同需要，针对同一物种所采取的生态措施，完全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这就是生态文明，或者说就是以人为本的生态优先。

保护珍稀物种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上面水库淡水鱼的例子，还只是常规的“以人为本”的生态保护，事实上我们保护任何的珍稀物种，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因为，生物多样性是能让我们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生态指标。

前面笔者曾举例说，肮脏的垃圾场是老鼠的最好生态，我们通常不可能去保护垃圾场的肮脏。但是，如果那里的某种老鼠已经变成的濒临灭绝的物种，那么为了保护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生物多样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那个垃圾场，甚至可能还要专门的想办法创造条件对其进行增殖培育，以保证其物种的长期存在。

“保护珍稀物种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虽然只是我们一种唤醒公众意识的宣传口号，但这口号同时也说明，我们保护任何珍稀物种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让人类社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态，也可以说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态文明。

因此，对于一个具体的水电工程来说，生态优先与生态文明的要求，决不应该是一个层次上的。例如，某河段有一种需要保护的珍稀鱼类。那么所谓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可能就只会要求你水电开发商，不要再开发这个项目了，以便优先的维护好该珍稀鱼类的现有的自然生态。

但如果是在生态文明的要求下，你开发商就不是开发、不开发项目这么简单，而可能是要求在开发项目的同时，担负起，让该珍稀物种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责任。总之，生态优先似乎只是被动的进行选择，而生态文明则必须要求你去主动的构建。也可以说，生态文明其实是生态优先的要求，加上绿色发展的行动结果。二者的寓意和效果完全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现实当中我们对大型水电工程的生态要求，其实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生态优先的层面上，而绝对应该是生态文明。例如，早在我们的葛洲坝和三峡水电站建设前，长江里的中华鲟就已经是濒临灭绝的一级保护鱼类了。为了保护好这一珍稀物种，我们葛洲坝和三峡的建设方，投入了巨资建立起了中华鲟繁殖培育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包括每年增殖放流），现在不仅保障了长江里中华鲟的存在，而且也已经实现了子二代中华鲟的人工养殖成功。也可以说，现有的科学技术已经能保障，中华鲟这一珍稀的物种，几乎永远的可以存在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金沙江上的向家坝和溪洛渡水电站的开发，通过人工养殖增殖，让三种已经功能性灭绝的一级保护珍稀鱼类中的二种，得以恢复。

事实上，我国的水电开发建设是我国珍稀动植物生态保护的重要抓手。目前我国几乎所有河流上珍稀鱼类的存在，都或多或少的得益于水电开发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包括养殖性的鱼类也一样。

例如，我国的新安江水库建成后，由于水域面积大幅度增加，不仅每年增加了50多倍的渔获量。而且还让水库里的鱼和草等生物，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水质生态净化系统。水库进水口流入的水源，分明都是二、三类水质的水。但是，到了坝下已经完全变成了有点甜的矿泉水（一类水）。

总之，三峡、溪洛渡、新安江等水电站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绝不是个例，而是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可以说，构建生态文明（强调在生态优先的同时实现绿色发展）不仅是我们水电开发的重要前提，而且也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生态优先”提法应让位于“生态文明”

本应该是对所有工程项目的生态要求，却仅仅出现在了对水电项目的要求里，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接受这一对任何建设项目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合理要求。

新能源法中“生态优先”的提法虽然比以往的保护生态，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着生态主体不确定的矛盾。不仅如此，目前这种“生态优先”的提法，似乎仅仅出现在了针对水电的一些文件中，缺乏明确的社会普遍认可的定义。因此，如果作为法律条文，也需要给予专门的解释和定义。为此，我们建议新的能源法，最好采用我们党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的科学阐述，代替主体和定义都不够十分明确的“生态优先”的措辞。

建议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的第四十七条 〔可再生能源开发〕“国家实施流域梯级开发水能资源，在生态优先前提下积极有序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建设----”。改为“国家实施流域梯级开发水能资源，在生态文明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建设---”。这样的法律条文阐述，不仅更明确，而且也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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