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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紧紧围绕在SCI指挥棒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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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同行评议是公认的最为合理的学术评价方式。但是，在学术生态环境亟待进一步完善的中国，除个别特牛鼻的单位外，同行评议可能是最不合适的学术评价方式。中国科研队伍规模十分庞大，学术生态网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对于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的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普遍推行同行评议制度并不合适。
在中国的文化基因中，门第观念、同行相轻、“礼尚往来”、拉帮结派等元素可谓根深蒂固，远甚欧美国家，目前国内学术界被公认存在诸多影响同行评议结果公正性和客观性的不合理因素。时下将同行评议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无疑是将中国学术推向广受诟病的“人治”环境。不公平的根源往往起于“人治”，中国学术评价不需要“人治”，而是需要基于客观标准的“法治”。如果在现阶段全面推行同行评议制度，在官本位文化流行的中国，相应保障和制约措施未建立之前，同行评议将很快沦为领导的主观评议，网络笑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将很快成为现实。在同行评议制度信誉尚未得到全社会认可之前，中国学术评价需要的是一个客观、公正的中性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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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成为这根中性指挥棒的只有SCI。SCI是一个中性的评价标准，本身无所谓好坏，所谓的好与坏只不过是国人强加给它的“罪名”。尽管高档次杂志中有垃圾论文，低档次杂志中也有高影响力论文，但那毕竟属于少数、属于特例。在平均趋势上，论文的质量与杂志档次呈正比，通过SCI论文的数量和IF（加上非负面引用）可以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准。作为一个主流评价标准，必须适用于整个群体，而不是照顾少数特例。要适用于整个群体，就必须要看平均趋势，在平均趋势上适合的标准就是好的标准。反对SCI评价体系的往往拿特例、个案说事。特例往往都是不可重复的，全世界不读完大学而成为首富的只有比尔·盖茨一人，其他人都复制不了，对于众多企业家而言，步比尔·盖茨的后尘只有死路一条，更不能用比尔·盖茨来制定评价商人的标准。用特例去反对适合群体平均趋势的东西无疑是错误的。在时下的中国，就整体趋势而言，SCI评价体系是相对最为客观的评价标准。至少在现阶段，对于中国学术环境的良性发展而言，强化SCI评价体系比丑化它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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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中国，不需要掌握话语权的人制造“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治”现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中性、客观的评价标准，我们需要继续紧紧围绕在SCI指挥棒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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