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遗传学

冯永康

（生命科学史研究学者）

遗传学在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风雨征程。

1950年代，一代伟人毛泽东，以他敏锐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高瞻远瞩地作出多次英明决策，避免了中国遗传学险遭灭顶之灾的厄运。

1  毛泽东亲自批阅人民来信，平息了违背知识分子政策的“农大风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面对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与自身国情，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采取全盘学习苏联的“一边倒”国策。全盘学习苏联对于处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经济复苏与发展、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巩固方面，起到了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但是，对苏联在科学和教育上一些错误做法的照搬，也给中国的科学界与教育界（尤其是生物学和农学界）带来了不可否认的负面影响。

1949年9月，时任刚刚合并组建的北京农业大学（含原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华北大学农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的乐天宇，以老革命（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学者（192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身份自居，在校内加大力度地搬用苏联李森科1948年批判和“消灭”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一些做法。他首先宣布在北京农业大学停止开设原有的《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生物统计学》等基础性的课程，另外开设由乐天宇自己编写并主讲的、宣扬李森科主义的“新遗传学”。由此，北京农业大学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以政治和特权强力干涉学术和教育的严重事件，加上乐天宇自恃为大的粗暴作风，在农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在国内外的科学界中有着崇高学术威望的群体遗传学家李景均，因为不赞成乐天宇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他所讲授的《遗传学》、《生物统计》和《田间设计》等三门农学院的基础课程均被遭到停开。同时，由于乐天宇粗暴的行政作风，还使李景均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人身迫害。

在最终迫不得已的困境下，李景均于1950年3月，借着请假去上海看望生病的老母亲，带着满腹的悲伤，留下写给同事陈延熙的一首打油诗：“团结兮，他无意团结；工作兮，我无法工作。卷行李，挥泪拜别；到家里，省身悔过。‘如斯而已，岂有他哉’”，转道香港出走，离开了他心爱的祖国。

李景均的突然出走引起的“农大风波”，很快便引起了中央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要求“必须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1950年4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写信批评乐天宇。同年5月，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出面找到乐天宇谈话，当面批评了乐天宇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错误。6月2日，乐天宇写了为自己辩护的报告送交刘少奇后，转送至毛泽东。

同年的6月，北京农业大学的助教马骥在写给老同学雷奔（当时的警卫报社见习编辑）的私人信件中，也详细地叙述了乐天宇压制打击爱国民主教授李景均的情况。雷奔在读完这封信之后，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及时转到《人民日报》社。

 7月5日，《人民日报》社将该信又转送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随即报送至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在报送来的信中批示道：“请文委党组负责认真查明，并提出解决意见，可考虑乐天宇是否适宜继续担任农大主委”。

周恩来在做出批示后，该信件及时送给毛泽东、刘少奇以及陆定一、胡乔木。

7月16日，毛泽东批阅了这两封来信。在第一封信上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在第二封信上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此件应与乐天宇六月二日的报告一并讨论。”

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门文章，要求对这些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火行为，加以迅速地纠正与规范。

随即，胡乔木和钱俊瑞等再次找到乐天宇谈话，严厉批评了乐天宇的思想作风。接着，由教育部、农业部、林垦部、科学院共同组织的“农大问题”联合调查组，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结果，在请示周恩来获得同意后，由钱俊瑞于1951年3月来到北京农业大学，宣布撤销乐天宇的校领导职务，调换到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担任馆长一职。轰动一时的“农大风波”暂时得到平息。

2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促成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顺利召开

1956年这一年，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宽松之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科学的春天”。

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过去一直被视为“绝对权威”的斯大林，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在苏联生物学界，由斯大林用行政命令扶植起来的、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李森科，也随之迅速地走向了政治上的失势。

在300多位苏联著名学者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李森科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呼声中，李森科被迫辞去了院长职务。

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宣布恢复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原所长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1887-1943）的名誉，并准备出版汇集有他提出的“遗传变异同源系列定律”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理论”等重要科学见解的《瓦维洛夫选集》遗著。

4月初，应邀来华帮助我国研究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苏联生物学家齐津（N.V.Tsitsin），带来了李森科被解除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消息。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提出的尖锐批评以及苏联在有关李森科问题上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等消息。

4月18日，毛泽东亲自批阅了康生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东德）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与宣传部部长哈格尔的一份重要谈话记录。该记录中谈到了“东德领导人对苏联过去批评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持有反感，特别是对李森科批判遗传学的不满。”毛泽东在批复件中写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

之后，陆定一等人对发生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学术论争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研究。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的当天，毛泽东在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之报告中，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强调：对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对苏联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并说“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学习李森科的那一套，就是被举出作为盲目学习人家短处的一个例子。

4月27日，陆定一在会上作了“对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的发言。讲到学术性质的内容时，他说：“在生物学方面，有的人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4月28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你的人必然就会越来越多。”

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两天后的5月1日，周恩来在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到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该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该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这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主张对学术上的不同学派不要干预，并且对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做法不以为然。

5月26日，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下，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向到场的1 000多位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

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突出强调的两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在自然科学及其学派上贴上各种各样政治标签的做法是错误的。（2）在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上，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要教条主义地机械搬运。不仅要反对“全盘西化”，也要反对不加分析地“全盘苏化”。

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陆定一在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谈话时提出：要在遗传学这个领域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一个榜样。

按照陆定一的指示，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亲自出面召集了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的负责人，认真研究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和在我国遗传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性及具体步骤，决定利用高等学校放暑假的时间，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一次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10日至8月25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贯彻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经过短暂的筹备之后，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市栖霞路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召开。

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代表有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部系统的遗传学、育种学、细胞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分类学等方面的科学工作者70余人（包括列席20余人）。

这次座谈会安排了14天的专题学术讨论，共有56人在座谈会上作了170人次的发言。来自各地的生物学工作者者就共同关注 “遗传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与遗传变异”这两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意见交流。如，（1）从遗传学的定义上，是承认细胞中特定的遗传物质(基因)的存在，还是整个细胞的一点一滴的活质都有遗传性？（2）从环境对遗传的影响上，是环境影响改变的性状一般不能遗传，还是环境影响改变的性状是可遗传的，即获得性遗传？这恰巧就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与“米丘林遗传学”，在科学认知方法上，当时最大的两个争论焦点。

图1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留影

（前排左起：1杨允奎，2祖德明，3童第周，4武兆发，5乐天宇，6吴仲贤，7何定杰，

8胡先骕，9李继侗，10李汝祺，11谈家桢，12周家炽，13娄成后，14李曙轩，15方宗熙；

第二排左起：4梁正兰，5奚元龄，6陈世骧，7赵保国，8余先觉，10戴松恩，11李竞雄；

第三排左起：2陆星垣，5唐世鉴，6李 璠，7陈士怡，8盛祖嘉，9刘祖洞，10黄宗甄，

11夏镇澳，13黄青禾；第四排左起：3宋振能，6王德宝，8过兴先，9施履吉，10沈善炯）

（注：图中只标记出前排全部和后三排部分生物学家的姓名及位次。）

（参与识图学者：薛攀皋、胡晓江、冯永康）

由于受到“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会议精神保护，纠正了当时政治上胡乱干扰学术问题的错误。与会的遗传学家们才能够把几年来压在心底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在学术观点上可以直抒己见，从而打破了在这之前的科学界和教育界中，追随李森科主义者的“一派独鸣”的僵硬的、不健康的局面。

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如同初秋时节的凉爽清风，逐渐吹散了积压在中国遗传学家心中的一股闷气和怨气。

遗传学在中国，又使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学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3 毛泽东四次接见谈家桢，鼓励他“要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既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样板，当然也必然引起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密切关注。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休息间隙，陆定一将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与谈家桢握手时说道：”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在短短的交谈中，毛泽东不仅认真听取了谈家桢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议情况的简要汇报，还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图2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谈家桢（右下角）（1957年7月）

在这之后，毛泽东又先后3次（1957年7月在上海、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1959年国庆在北京）接见了谈家桢。每一次的见面，毛泽东都是首先询问中国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并用他特有的风趣话语，轻松化解谈家桢的困惑，打消他心中的顾虑。当毛泽东得知遗传学的研究还遇到很多的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多次关心与积极鼓励，使谈家桢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国遗传学的满怀期望与大力支持，增添了他“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之后，谈家桢率先在复旦大学开始招收遗传学专业的本科生；恢复招收遗传学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生；同时，谈家桢又在国内高等学校中，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并带领着他的弟子们，开展起以猕猴为材料的辐射遗传学实验研究。

1966-1967年的“文革”十年，谈家桢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上海郊区罗店农村监督劳动。正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用他那惯常的口吻，似是不经意地，却又是字字落地有声说了那样一句话：“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才使谈家桢得到暂时的解放，回到复旦大学。

毛泽东的关怀鼓舞着谈家桢在当时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毛主席关心的中国遗传学搞上去。

4 毛泽东为李汝祺文章加写《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引科学发展方向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撰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文章。

该文中写到：从遗传学上看，百家争鸣方针“对于鼓励独立思考、促进科学家的团结以及推动科学研究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学术方面，是非曲直，惟有通过争辩才能搞得清请楚楚，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就是这个道理”。在过去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果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真理只有一个，遗传学也只有一个，将来应该只有“家”而没有“派”。文章还强调：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实事求是地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而为了开展研究工作，又必须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等等。

毛泽东在读到李汝祺的这篇文章后，十分赞同文章中的观点。第二天他便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毛泽东还亲自将该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把原来的题目作为副标题，并代拟了人民日报编者按。编者按写道：“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李汝褀的“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

图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发表李汝褀的文章

正是毛泽东在中国遗传学面临灭顶之灾的艰难时刻，多次出面的公开表态与大力支持，处于1950年代特殊政治环境中的陈桢、李汝褀、谈家桢等中国老一辈遗传学家，才能够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多重压力、克服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始终坚持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一些遗传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从而使如履薄冰的中国遗传学得以勉强生存，避免了遗传学在中国遭到全盘扼杀的命运。

【本文根据冯永康编著的《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1978年之前的中国遗传学》一书（待出版）的相关内容，作了简短改写而成。】

原载《永康生物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