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教授在其博文中（日本企业的员工为什么不偷懒）介绍了一个故事。多年前，中国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有位企业家在与日本企业老板交谈时问道：“贵公司怎样对待偷懒的员工？”日本老板迟疑了一会儿，说道：“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们公司里没有偷懒的员工。”之后，引申的话题是“日本企业的员工为什么不偷懒”。大致意思是日本企业人性化关怀（包括对其家属的关怀）可能是“日本企业的员工为什么不偷懒”的原因之一。（注：总体上我赞同其结论，但不赞同问题引申过程）

 

我觉得日本公司老板的回答比较冠冕堂皇，也是客套话，而且针对的是“我们公司里没有偷懒的员工。”而博文作者引申出来的是“日本企业的员工为什么不偷懒”（会被人理解为日本企业员工不偷懒）。这把一个话题范围从一个日本公司扩大到整个日本企业。一个陌生的企业家代表团来参观访问时，询问“贵公司怎样对待偷懒的员工？”，某种程度上是很失礼的，言下之意假定了对方单位员工偷懒。

 

相同的问题，若角色互换，有日本代表团或是美国代表团来访，询问一家中国公司负责人“贵公司怎样对待偷懒的员工？”。你会是如何感受？涉及尊严、家丑的问题，回答可能是：我们不需要制定此类措施，因为我们没有偷懒的员工（即使有偷懒的人，那是家丑不可外扬）。于是乎，老外回去后对其国人宣称“中国没有偷懒的员工”。不知大家作何理解。

 

我想，之前的那个企业家代表的问题，也让日本同行会可能被错误地理解为：原来中国企业经常考虑如何对待员工偷懒，想必问题还比较严重。（非官方外交场合的对话也需要考虑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还会被曲解放大 ）【类比事件，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买车买笔记本电脑买数码相机，实验室中不了解的日本人则问，你父亲是否是中国的官员？（他的意思是贪官。难怪，中国贪官子女海外留学挥霍的负面新闻有时也会出现在日本的报纸中），给他造成此类印象（8，9年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买汽车的不是很多，以前的中国学生相对更节省些，可能不会如此消费）。我告诉他，这些钱都是我自己奖学金省下来买的，我父母是普通的中国市民，不是官员。】

 

其实短短几天“观光访问”不见得可以获得大量信息，此类信息问问长时间在日本社会工作或者日本公司工作的人，更有发言权。不否认日本企业的企业管理、人情关怀做得比较好，但回答题目中“日本企业的员工为什么不偷懒”的现象是不对称的，所以罗教授也非常谨慎地谈到这是一个侧面（但该问题的引申来自与“一个企业”的对话中而来的是欠妥的）。

  

在日本社会中，等级观念（大学实验室也是如此）很强，大家都非常彬彬有礼。同时，你也会发现一种现象“磨烊工”（不好好工作,消磨时间）。比如即使过了下班时间上司不走的话，底下的员工基本上不会走，以示尊重领导（其实有时在玩电脑游戏，我就看到过类似例子，一旦你发现，他就会匆忙切换屏幕画面，觉得没面子）；而且许多时候日本公司是计时付费的（打工的更多见，比如一小时1500日元；正式的员工也会加班赚“殘業”的钱），能多磨一会是一会，看起来表面上还是蛮积极的。君不见，许多电影电视中日本男人工作一天，如果回家太早还要被妻子看不起（认为工作不积极），男人们下班后于是出了公司又会和同事去喝酒然后再回家，装得非常忙碌的样子。这些是“积极”的表现吗？

 

以制度管理著称的日本企业不太可能没有措施来防范懒惰的员工，否则应该说制度不到位（随便检索可以查询到大量的日本企业制度文化 如CIS）。（即使该公司真的没有“偷懒”的员工）。难以想象，经常进行地震演习逃生训练长大的日本人不具备“防患于未然”的思维。应该说，人情关怀+制度约束+社会道德准则，总体上促使其企业管理比较成功，减少偷懒。相比较而言，目前的中国企业制度过于严厉（许多农民工的工作强度与所得相比，中国高校则是三流的薪水与待遇期望教师科研人员拿出一流的成果），人情关怀缺少（有的时候也难怪，上万的教职工怎么关怀的过来，我倒是很羡慕中小学老师暑假团体旅游的福利，在高校估计此名额全关照给了离退休教职工都不够）和以经济为中心（不作类比说明了，众所周知）的失衡的社会道德准则联合作用下使得企业的管理竞争力乏力，才会有企业家出国取经询问“日本企业的员工为什么不偷懒”的问题。

 

可能的情况是，该日本企业真的没有偷懒的员工，（并不意味着日本企业员工不偷懒），日本企业界比中国企业界偷懒的情况要少些。偷懒是人和许多生物都有的特征，即尽量以最少能量消耗达到目的（蜜蜂采蜜飞行最短路线我认为是对偷懒的最好诠释，对大多数人来讲轻松赚大钱便是梦想）--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妥当。以上观点，请罗教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