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飘摇中的崇祯皇帝

                                 陈兴中

       明毅宗朱由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在诸多亡国之君中，他大概又是名声最好的一个。

       人们大都为他身死国亡而深表惋惜，就连他的仇敌李自成也说他“君非甚暗”，甚至下令明时旧臣用帝礼进行祭祀，并同意将其葬于天寿山祖陵。

       清人入关后，也以帝礼改葬崇祯，上谥怀宗，到乾隆时，又改谥“庄烈愍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其人格的优礼与尊重。

       崇祯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按照封建秩序，他原本是没有资格登上皇位的。他在无意中位登大宝，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可说是被意外的机缘所促成。个中原因，一是他的哥哥明熹宗没有生出儿子，亦即没有传统中的皇位继承人；再是因为他的其他几个哥哥都夭折，因而他才被推上金銮殿，稀里糊涂地做了皇帝。由此看来，古人所谓造化弄人，并不全是空穴来风。

       崇祯五岁丧母，自幼目睹或听闻宫廷中的尔虞我诈和波诡云谲，这对他最终养成敏感且撕裂型的人格具有莫大作用。

       崇祯登基之前，明王朝内忧外患，烽火连天，正所谓“上下否隔”“中外睽携”。他爷爷神宗朱翊钧，亦即习惯所称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有明一朝享国最久的君王，却在三十多年没有迈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历史上皇帝不上朝理政的最高记录，到1620年去世时，国内危机四伏，民怨沸腾。父亲光宗，生性孱弱，只做了一个月皇帝便寿终正寝，撒手人寰。哥哥熹宗朱由校，尸位素餐，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在位7年，却荒废朝政，在后宫埋头做了七年木匠活，以致大权旁落，使阉宦魏忠贤权倾朝野，祸国殃民多少年。明朝江山传到他手里，已是分崩离析，灯油将尽。

       晁中辰先生为崇祯皇帝做传，说“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少见的暴君”“唯以对老百姓搜刮为能”，虽然“他说了不少动听而又动情的话，但均是口惠而实不至”“应该是个被彻底否定的人物”。他认为，“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评价他的主要标准不在于他个人品质的好坏，而在于他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如何。”在这里，他不仅将统治者的个人品质与对老百姓的态度截然割裂，而且似乎在暗示人们：一个统治者即使个人品质不好，他也有可能对老百姓好。他诸如此类的话，实在是书生意气，大谬不然。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没有哪个统治者私德不修却能心系天下，爱民如赤子。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是在昔日的封建王朝，还是新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除非个别极端的例子，没有哪一个处在权里顶端的人可以不顾苍生而为所欲为，一味谋私。也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清闲得如同白面书生一样，成天坐在书斋里喝茶写字、衣食无忧的谈天说地。我说这话，不是倾向权力，也不是帝王崇拜，而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我不以为帝王生来都是正人君子，也不认为他们生来就坏，而是形势使然，环境使然。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过去书生叙史撰文，潜意识中都有一个假设，多把政府和统治者放在民众的对立面，以为凡是当权者，都是暴殄天物，良心泯灭，理应口诛笔伐。而很少有人认为皇帝或最高统治者其实也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必然产生的社会组织，他们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要知道，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所谓天命有归。但天意却须以亿万臣民的敬仰和拥戴体现出来。正是全体国人无数次的磕头和山呼万岁，强化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可悲的是，到了现、当代，这种以政府为敌的风气甚嚣尘上，愈演愈烈，竟至有舆论助推，只要是以政府作对或为了推翻旧政府的行为，都被赋以正义而大加赞扬，甚至不惜为残害百姓的土匪与恶魔张目开脱。实在是匪夷所思。孰不知，这样的观念，既不利于在整个民族中树立一套完备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与价值体系，更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认同自己的历史，使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培养的道德情操与优良传统颜面扫地，落入尘埃。

       事实上，皇帝也是人，而非神，就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即使他们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意为他们的判断力真的高于常人。他们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实际是传统观念所赋予，超过了理智范围且带有宗教色彩，这才使他们成为决断人间诸事的绝对权威。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总是正确。

       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是一个习惯用大历史观研究学问的人，他善于把一个个历史碎片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明史研究有许多独到见解和精深造诣。他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序言中写到:“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他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与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没有人会有好结果，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受祸殃”。

       依据黄仁宇先生的研究，早在万历十五年（1587），亦即崇祯皇帝登基前60年，明王朝因纪纲隳坏以致国祚不永的败相已经露出端倪， 之所以继续维持几十年，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惯性的作用下，苟延残喘。此后的光宗、熹宗、思宗三朝，亦即朱常洛、朱由校、朱由检父子，只不过是心有不甘，垂死挣扎而已！

       崇祯于偶然中登上皇位，那年他才16岁，到1644年春天为国死难，也只有33岁，正是血气方刚、涉世未深的青年。若有幸生在今日，说不定还是一个持续啃老的愣头青。后世一味批评他的人，多是在有意无意中把他预设为神，然后恣意编排，口诛笔伐。其实，他也是个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生活中难免清白不分，出差出错的时候。只是不幸生在帝王之家且做了皇帝，从而难免招致骂名。所谓命运弄人，你究竟是信还是不信？

       崇祯身后确实留下诸多争议，可谓毁誉参半，爱恨交加。埋汰他的人说他心胸狭隘，刚愎自用；反复无常，不知恤民；宠任宦官，诿过臣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指责，有的还比较客观，有些却显失公允，是很值得商榷的。

       例如，任用宦官其实是贯穿明朝的传统，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历朝历代，宦官都以皇帝的耳目不时被安插在重要岗位，司职诸如出使、监军、收税、刺探、拷掠等等工作，只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宦官的职权才被无限放大，以至达到气焰熏天、登峰造极的地步。

       揆诸史实，崇祯以少年天子在登极之初不动声色地迅速诛杀大太监魏忠贤来提振朝纲，却又在以后重新启用宦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奈之举，恰如后主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实际是“槽中无马驴当差”。

       另外，崇祯在灾荒时期的斋戒、祈雨、减膳、撤乐、亲耕等等亲民活动，也被有些论者指斥为骄矜、“汲汲邀誉”，实在是太过牵强。

       对于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凡事亲历亲为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大庭广众之前，他们所能做的，更多是一些具有引领风气的象征性活动，但象征不是矫情，更不等于虚伪，它的示范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人类历史几千年，有哪个君王政柄在握的时候放下手中大事，长时间跑去工厂做工或者与农民一起种地？

       “崇祯五十相”也被后世一些不明底理的人拿来作为攻击崇祯用人不专的证据，在我看来，它其实就是一幅山雨欲来时劳燕分飞的真实写照，正好说明社会激烈动荡时各色人等的真实心态。不说别人，单就被崇祯皇帝特别倚重的周延儒、温体仁二位首辅而言，他们个个饱读诗书，喜欢以圣人门徒自居，平日道德不离口，一旦权力到手，立马摇身一变，尔虞我诈，植党营私，极尽网络构陷之能事。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之徒轮流把持朝政，要使国家不亡，其可得乎？

       毋需讳言，在用人方面，崇祯确也有错讹之处，比如他的冤杀袁崇焕、误罢孙承宗、错用熊文灿、洪承畴、杨嗣昌等等。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可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客观地讲，在崇祯皇帝的政治生涯中，也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且值得称道的事。

       比如，他勤于政事，忧劳不怠。

       崇祯以少壮之躯，大有重整山河之志。即位之初，他一扫正德、嘉靖、万历、泰昌、天启诸朝颓靡之风，夜以继日，处理政务，口碑甚佳。

       又如，生活节俭，不好声色。

       崇祯自登基直至身死煤山，始终处于春秋鼎盛之时，他不仅生活节俭，而且不贪恋女色，表现出帝王中难得一见的好品质。

       有一次出席经筵，有臣下看到皇帝居然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衣，为不扫臣僚之兴，面露赧色的崇祯赶紧把露在外面的部分塞进袖子。

另有资料显示，崇祯在位17年，宫廷中却只演过两次戏。这样的情况，同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再如，撤乐减膳，下诏罪己。

       崇祯寄身王朝末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与时代共命运，几乎可以说没有过过一天太平日子。一旦遭遇灾荒或兵祸，他总是率先减膳撤乐，勒紧裤带过日子。斋戒之外，他甚至把自己关进一个名叫“省愆居”的类似今日禁闭室的小屋子，有时竟达一个月之久，用以反省或忏悔。难怪民众称他是“敬天恤民”的好皇帝。

       昔日的帝王，是名义上的民之父母，包括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内，平日都是要对其顶礼膜拜的。面对破碎的山河，在各种政治措施之外，崇祯皇帝还数次下诏罪己，其态度的虔诚，言辞的恳切，让人无法卒读。

       据史书记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曾因用兵不利、民生凋敝而下诏罪己，但仅只一次。而崇祯帝却至少三次颁诏罪己，为历史所仅见。可想他当时的内心有多煎熬，有多痛切！

       然而，就是这样的行动，却也被有些人斥责为“双重人格”，“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实在是有欠公允的。试想，以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要以书面的形式公然向他的子民认错，需要多大的襟怀与勇气！

       旧日中国，人们臧否或月旦一个人，总是罔顾事实，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国家法令或制度中没有订立评判具体问题的标准，所以只能引用过去经典中抽象的道德名目作为依据。而这样的作为，往往谬误百出，与事实相去几千里。

       按照传统的观念，理想的皇帝应该做到不偏不倚，不怨不怒，温文尔雅，寓至善于无形。但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始终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因此，在有意无意中做出一点儿有乖人望的事，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形格势禁，他们只能用折中调和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事情，所以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周全。至于成败利钝和结果，实非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再者，人是社会的生物，其言行更多受环境的影响且往往被它们塑造。为着生存，也为着追名逐利，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具有阴阳双重人格，每个人都是说归说，做归做，“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首鼠两端，互不相干，既有道德伦理，也有私心贪欲，只是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即使圣明如孔子，也还是没有走出灯下黑，否则他老人家就不会像丧家之犬，东奔西跑，周游列国。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有明一朝，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文臣对武将极其轻蔑，在不少文官眼里，军队并非国之干城，而是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防兵如防贼。即使是大敌当前，他们也往往对包括高级将领在内的武官多所指责。若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则被讥为贪功冒进，好勇嗜杀；要是一时战机未到，按兵不动，则又被斥为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如遇士兵偶尔劫掠百姓，不问青红皂白，长官必然受到惩处，而事情的真相却是军中欠饷太久或饷银被无端克扣，战士无粮可食。那时，军饷通常由文官控制，而一旦发生变故，凌驾于武将之上的督军、监军之类的文官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完全由将领们代人受过。是这样一种体制下离心背德的武装，就很难说有什么战斗力，要完成保家卫国的使命，实在是大可怀疑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这当然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期许。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好多好多的时候，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那些大权在握的文臣武将往往是既爱钱又怕死，是这样一种社会风尚或现状，要谋求国家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谈何容易！

       宇宙的运行总有它自身的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就是这样的多情，历史亦是这样的无情。曾国藩说，“打落门牙和血吞”，没有什么可以“从头再来”，失去了就是失去，错过了就难再拥有，假设与后悔，都于事无补。

       不过，我们也许还应该看到，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隐蔽，有的明显，很难用少数人的贤愚得失简单论断。我不否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的构成要素，历史是由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个别人的成功或失败，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发展的大势。所以，对人类历史负责的，不应该只是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还应该包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社会成员。

       应该说，明朝的灭亡，有众多原因，但就政治层面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说穿了就是党争，是所谓“祸起萧墙”，或曰“堡垒从内部被攻破”。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没有几个人可堪正人君子。他们一旦得势，便会极力排斥异己，紊乱朝纲，必欲置政敌于死地而后快，为着党派或小集团的私利，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后者之所以赢得更多舆论同情，一是他们多为士人阶层，二是本来就是社会的大多数，三是传统中太监不得干政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对于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肯定难辞其咎，因为江山毕竟丢在他手上，但我们不该以成败论英雄，据此说他一无是处。他确实没有把事情做好，但确也尽心尽力。面对当时内外交困的局势，我想，即使洪武再生，也不可能挽江山于即倒。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亡国的君主，他们大都在国破家亡之际贪生怕死，躬身做了征服者的俘虏或臣民，而崇祯皇帝却毅然选择与国家共存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只此一点，即可垂诸青史。

       如果帝王或者权臣们都能像他一样，始终抱持为国为民的心志，天下或许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事实却一次次将它无情地粉碎。

       在甲申年（1644）3月18日那个最黑暗的夜晚，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个人格扭曲的宦官王承恩陪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平日那些衣冠楚楚、满口仁义道德的文臣武将却早已逃的逃，跑的跑，如鸟兽散，有的甚至屈膝投降，乘势做了李自成或满清的鹰犬。

       崇祯为国捐躯时，披发覆面，以示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和天下臣民。他在衣襟上写有遗书，其中有“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等内容，反映了他对自己的痛切忏悔和对黎民百姓的深深眷恋。读来催人泪下。

       纵观崇祯皇帝的一生，让人生无限感慨，恨也不是，爱也不是，很难用一言以蔽之。崇祯性格的复杂，源于他周围环境的复杂。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末尾，黄仁宇先生用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告诫世人，他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大都做了历史的燔祭。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明朝的灭亡，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非一两个人的力量所可左右。所以，把失国的责任推给崇祯一人，既不合史实，也有失仁道。

                 2022年9月2日星期五于古城临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