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教授，美国高等教育界研究的著名学者。曾先后历任耶鲁大学的高教所所长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和高教所所长，致力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最为熟悉的外国学者之一，其所著的相关高等教育作品，如《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新论——八个学科和比较的观点》等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是一部在对德、英、法、美、日五国研究生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德国洪堡提出的科研、教学和学习相统一的这一理念出发，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视角进行对其进行论证的一部教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两部分内容进行展开：五国大学具体实施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原则的实际情况；科研-教学-学习这三者之间相连结的研究和讨论。

在全书的前半部分，根据五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特点，克拉克教授分别将其概括为五种不同的大学类型：德国的“研究所型大学”、英国的“学院型大学”、法国的“研究院型大学”、美国的“研究生院型大学”以及日本的“应用型大学”。一、五国大学具体实施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原则的实际情况

（一）德国“研究所型大学”（the institute university)

科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在19世纪的德国确立。根据洪堡计划：“大学教师应该成为研究者，而他们的学生，无论是任何领域，也应该参与科研活动。”这种理念强调的是一种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真理探求的过程，是科研的伙伴。之后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新一代德国学者开始在大学里学会“如何使教学和学习的场所建立起科研的基础。”让学生能够在学校里学到如何进行科学研究。

不过，洪堡原则的发展与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20世纪发生的环境急剧改变，使得其也面临者各种挑战。如其提出的过度的极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成为圣典“，以及无限制和无拘束的人文主义关怀。同时，功利主义和社会利益也使得很多学生离开了探究的追求。这些发生的变化和挑战进一步促进了两种操作工具的产生：教学-科研实验室和教学-科研研讨班，代表性的是利比希实验室和诺依曼研讨班，“成为德国科学发展中的经典模式”，也成为“德国大学实现教学和科研相联系的强有力的基层单位。”除此之外，德国大学的另一种重要支撑工具：研究所，也在大学回归和重建中回到了其一直的卓越地位。实验室、研讨班和研究所在为创造知识和讲授专门化新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兴趣服务的同时，也成为促进德国教学、科研和学习相统一的重要方式。

诚然，德国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其鼓励学术竞争和增设研究型大学的政治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的德国大学系统对其本身确立的遗传印记仍然是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

（二）英国的“学院型大学”（thecollegiate university)

与德国不同，英国大学的发展深受其“学院”传统的影响，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研究生教育以及相关科研训练的“典型性”忽视。自治型大学的国有化以及过于强调高质量本科教学，使得其在科学研究等方面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无论是从最初牛津和剑桥的垄断，过于强调的有选择的精英式教育和缺少科研训练，还是到传统的国有化，集中的资源分配方式，都深深的影响了英国的大学传统。

而在科研训练方面，除了研究生教育的延迟，其科研训练比较强调学科专门化以及学徒模式。学科的专门化虽然有‘导致狭隘价值观的”文献，但也具有“集中一门学科的理念，将一批连贯紧凑的知识以一定方式结合，提供工公认的学习方法”的优点。学徒制的模式则与英国研究生教育环境规模较小有关，很多科研训练依赖于在不同模式下形成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小的学术单位具有一个或多个导师亲密指导各个学生的机会”，但其受限制的集体训练的劣势也不可忽视。

英国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其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系统带来的小规模组织的遗传印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也越来越看到研究生学习的重要性，“一流大学将越来越需要把它们看作科研生产者和系统科研训练的中心场所。”

（三）法国的“研究院型大学”（the academy university)

克拉克教授认为法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是“非常特殊的”。大学一直是作为第三部分的存在而处于从属地位，这与法国长久以来的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因为“重要大学早在18世纪后期就成为了中央政府直接的左右手和国家事业的特殊部分”，并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方式。以及过于轻视科研和中央集权，都是影响法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法国大学也面临着很多方面的改变。如增加选课并设置特定的从事科研的道路，其中主要科研工作以庞大的国家科研中心的形式：国家科研中心所占有，它是法国科研系统的核心。大部分当中的实验是”以大学为基础，并把威望和资金带到大学。”

这样，从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看，大学从属于国家；而从大学和外部的国家科研中心的关系上看，大学也是从属部门。这样的特点即克拉克教授概括的，“研究院型的大学。”

（四）美国的“研究生系型大学（the graduate department university)

如果要用两个词来概括美国大学的发展，我想用“多样”与“竞争”大概再合适不过。

不同于法国中央集权的传统，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可以用一种“无计划的系统“来形容。从立式大学的出现开始，“学院”概念就在美国人的意识里深深地形成了，后来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展而形成大学，也越来越重视科研的力量，并在竞争性的关系中更加多样化发展和分化，既包括不能类型院校的发展差异，也包括不同学科之间的差距。

同时，美国研究生教育的革新离不开多样化的赞助和政府资助。大学并不仅仅依赖中央和州政府资助，同时还得到外部赞助者的赞助，既包括院校也包括私人赞助者，如在1987年得到的18亿美元的中，90％以上来自非联邦政府，不可否认，这种也多样化也为大学的自治提供了保证，非常有利于激发地方和州的创造性。

克拉克教授将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概括为“研究生系型大学”，就让我们不可不着眼于美国的“研究生系”。在这样的“系”中，新生首先由学科系挑选，随后学习两年或以上的课程，并参加科研小组。因此，这样的一个“系”，既是教学环境，也是科研环境，是一种“高级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在操作上的结合”，在这样的基层环境中，“教授们的科研活动也成为一种教学模式，而学生们在进行的科研活动恰是一种学习模式。”

（五）日本的“应用型大学”（theapplied university)

与其他四个国家不同，日本大学呈现出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实用主义的倾向。

虽然从历史上来说，日本的研究生教育有着和美国一样古老的历史，但是发展情况又是那么的不同。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美国研究生院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是自由的，是在竞争中发展的，政府的卷入甚少。而日本的则来源于政府的主观促成，本科生阶段大部分被专业教育占据，比较少的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就算是学习，也是主要攻读专业学位。

而在学校内部，也存在着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限制。学院下面有若干系，系下有若干讲座，这些讲座是基本单位，负责科研与教学，经费来则源于国家的标准分配。然后讲座再根据教育层次进行拨给，而不同学科之间差异也较大，尤其体现出工学的杰出地位。这样的官僚主义的限制也是对研究生教育的极大打击。

而所谓的“应用型大学”则是指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的“工业成为应用研究以及有关科研训练和越来越多基础研究的发电站”，大学的力量主要放在了工程学等应用领域上，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实际上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要求大学挑选人才”。

在以上五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我们可以看到科研、教学和学习之间关系的不同反映，而这些不同也都深深直根自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环境。

那么，克拉克教授所认为的科研-教学-学习的联结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又应该怎样以一个综合的视角来理解和看待？在第二部分中，克拉克教授对此作了整合和解释。

二、科研-教学-学习这三者之间相连结的研究和讨论（一）分化的力量

克拉克教授认为，综合以上各国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影响科研、教学和学习这三者连结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分别是：分化的力量和整合的条件。

其中，分化的力量包括四方面：科研的漂移、教学的漂移、政府和工业的利益以及对三者关系的否定（即一般的力量）。

所谓科研的漂流，指的是内容上各个国家科研和学术呈现出以学科、专业和跨学科科目的形式，进行着强化和分化，产生一种“强烈分裂的趋势”，结构上表现为科研扩展到大学之外，成为“民用政府机构、非盈利部门以及工业等的一项共同活动”。当然还有包括各国人才的外流，为了某些目的，“一些科研工作者选择到以长于某些特定的学科和专业闻名的大学”，各个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分化特点，但正如教授所言，“不管怎样的高教系统，科研需要就包含着科研与教学和学习分离的种子，越来越专门化的科研常常要求独立的场所。”

所谓教学的漂移，主要是指各国“集中教学，某些背景被撤离科研”的现象。体现在：高校类型之间的分化、大学和学院内部各专业层次分化以及大学学习本身高层次内部的分化这三种形式。具体来说，高校类型分化，就是”一些纯粹教学型的高校有意识地和以科研为中心的高校分开“，形成一些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而大学内部的分化，则体现在很多大学“将教学定位在前阶段进行，而科研以基础的教学则被保留知道最高层次”；最后“大学的教学计划也很少有科研倾向，且这种倾向也大多在最高级层次。在大批院校，教学漂移传统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

所谓政府和工业的利益，指的是：从政府方面通过限制费用、强化科研等方式破坏这样的连结，而工业方面指“要求科研通向应用“，强调实用性。各国也呈现不同的差异。

而对于这三者关系的否定，则是在政府以及工业等方面的影响下，出现的“倾向于使三者解体的“的现状。如将科研从高级教学和学习移开，大学内部的对教学为中心和以科研为中心的进行分割等。

（二）整合的条件

虽然教学、科研、学习这三者间的连结面临着以上分化力量的影响，但克拉克教授同时也指出：全国高教系统、大学和基层单位，这三者也分别称为促进者三者进行整合的可能的条件、形成的条件和实施的条件。

可能的条件—全国高教系统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通过有计划地手段和无计划的演讲，把研究型大学和其他类型的中等教育后教育分化出来”，发展这三者连结体的机构的集中；其次，促进大学部门内的竞争，因为，“声誉一旦建立，它就是一所大学独一无二的财产。”以这种竞争来形成一种，“激活效应”；另外，促进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即一种统一的信念；最后，采用一体化的拨款方式，而不是分割式，“当大学资助被指定用于教学或科研，而不是作为一般资助，就会产生不利影响。”

形成的条件—大学内部的作用。主要包括研究生院的分化、资金的自我筹措和交叉补助以及竞争。具体来说：研究生院的分化，即“在学校层次，正式建立一个研究生教育层次”，如美国，是建立了研究生院，研究生被看做是非常宝贵的科研人员；资金自我筹措和交叉补助，强调大学能够达到“多样化的筹资的程度，尤其是非政府拨款的资金源流”，交叉补助则比较强调，“教学活动倾向于补助科研”，这样有助于“增强研究生阶段的活力和科研基础的力量”；而竞争，看到的是在竞争中大学的成长是很快的。大学在竞争中提高自己跌声誉地位，扩大自己的规模以及范围。而“一所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产生知识增长的能力对于大学的综合性具有影响，综合性也是声誉的重要部分之一”。

实施的条件—基层单位的作用。所谓的基层单位，是指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大量的系、讲座、研究所、次级学院和科研群体。克拉克教授认为，“这样的基层单位，是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最接近的所在地。”在这些单位中，不仅可以传播有形知识，还可以传播缄默知识，那是一种在参与中获得的无形的知识，如思想风格和做事态度等。同时，还有一些系的低级单位，如科研小组、科研项目等，共同促进这三者的连结。

以上三种条件，共同促进世界不同国家对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的肯定。目前，多数国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在具有最先进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提高对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作者训练的承诺，发展中国家也理解这一点。”

（三）最后的讨论

贯穿本研究的一体化主题，是教授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个探究的场所，“探究在大学复合体中具有中心地位”，且这种复合体不免有着复杂和多样性的矛盾,因为在实践中每个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但正如克拉克在全书最后明确的那样：教学与科研本质上是兼容的。“教学和科研能够整合，而且对彼此都有好处。”因为，“科研本身能够是一个效率很高和非常有力的教学形式。”

 

（编写：赵蓉，里瑟琦智库研究助理。摘编自：《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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