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在担任霍夫斯特拉大学（美国一级国家级大学和私立、无宗派的研究型高等教育机构）新校长六个月后，我和我的学校高层领导团队开始了一项选择同行院校的工作尝试。这是在一项为期一年的，在多方面倡议的背景下完成的工作。该倡议旨在收集学生、教职员工、校友和受托人的意见以启动战略规划。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大学？——我们询问了利益相关者，我们的抱负是什么？

巧合的是，当我们上个月完成这项选择同行院校的尝试时，《年鉴》期刊发布了一个可视化的显示了近1500所大学选定同行机构名单。这些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综合高等教育数据系统（Ipeds）对可比院校列表的查询系统。该可视化名单不仅显示了一所大学将哪些院校确定为其同行，还显示了哪些院校选择该大学作为同行。

这样的可视化结构非常吸引眼球，并揭示了很多机构如何看待同行以及自己：哈佛大学只选择了三个同行院校：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但包括鲍登学院在内的22所院校将哈佛列为同行。鲍登学院是一所拥有约1800名本科生且没有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小型文理学院，它选择了98个同行院校，包括整个常春藤盟校和许多巨型大学——其中一些大学在校生人数为10000多名。鲍登学院本身被35所院校选为同行，而这些机构都是主要培养本科生的小型文理学院或大学。

选择同行院校时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是否可以互为同行。例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确定了59所大学为同行，其中27所选择了密歇根大学（所有大学都是公立的），反过来密歇根大学选择的17所私立大学都没有选择它作为同行。许多公立大学，包括普渡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亚利桑那大学、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都只选择其他公立大学作为同行院校，而其他的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这样的公立大学会选择私立大学作为同行。对私立大学的抽样显示，除了加州理工学院选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同行之外，其他没有一家私立院校选择公立大学作为同行（假设康奈尔大学也被认为是私立大学）。我的同行院校选择的样本包括布朗大学、凯斯西储大学、莱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然而，即使大学坚持对同行院校的选择，他们选择的同行院校与选择他们的院校之间的共同院校的重叠率从未达到50%。

院校选择的同行院校之间的不匹配现象遍及数据库。它引出了院校如何指定同行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在某些情况下，指定同行可能由机构研究办公室或教务长办公室的某个人决定，以回应Ipeds数据系统的调查，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选择可能是高校管理者一起达成的共识。无论如何，对于是什么决定了对于同行院校的选择显然还没有共同的定义。

霍夫斯特拉大学对Ipeds的调查查询的回应是，列出了大学认为自己和谁是同行、大学希望谁是自己的同行以及大学希望公众认为自己和谁是同行。和几乎所有其他院校一样，我们选择同行院校和院校选择我们作为同行之间存在着差异。

然而，今年霍夫斯特拉大学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采用数据驱动的流程来识别同行。我相信，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世界中（尤其是私立高等教育）与类似机构进行对标可以为我们的战略规划提供信息，并帮助我们思考我们的办学理想。

和其他大学一样，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标杆学习。招生机构会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并尽可能密切关注这些机构的财政方案、宣传策略和学生申请的重叠。各个学校和项目的院长和系主任，尤其是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也这样做。院校研究办公室了解竞争对手的研究支出。财务办公室比较他们的捐赠规模和行业评级。可以说，竞争是院校参与“田径项目”的游戏名称。

但是，有没有可能对一所大学进行描述概括，能够让它与另一所大学进行公平的比较？

各种各样的高校排名声称要对我们进行描述概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是最著名的，它每年都会对大学和学院进行排名，但这也是一项备受质疑、备受诟病的工作，其缺点最近在《年鉴》期刊中被指出。如果大学对这样的排名有信心，他们可能只会听从这些排名来确定同行院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或许将同行院校定义为高于或低于他们五分的大学。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25位的大学和学院选择同行之间存在一些重叠之外，其他学院的排名与学院自我报告的同行选择之间几乎没有重叠。证明排名所下的定义不是大多数院校（如果有的话）选择同行的方式。

在霍夫斯特拉大学，我们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开始了我们选择我们认为相似的足以成为同行院校的过程。唯一的限制是，它们都是设有一级体育项目私立大学。我预计我们最终应该确认五到八所同行院校作为真正去了解的大学，但是头脑风暴阶段却产生了大约50所大学的名单。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排除这一名单中85%到90%的院校：我们必须确定哪些指标在定义同行时最重要，然后根据这些指标衡量同行院校。选择衡量标准的讨论揭示了我们定义大学的关键衡量标准。

一些高层领导团队的成员（包括14个小组，包括副校长，首席多元化负责人和医学系主任）认为学校所在位置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并且作为一个在大城市（纽约）的郊区大学，我们不能被认为是大城市中的一所乡村学院。生活在校园里的学生同侪也至关重要，因为这影响到学生的社会生活，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团队中的其他人将多元化作为定义学生体验和校园文化的关键因素。

还有一些人认为办学规模很重要，我们无法将自己与入学率低于30%的大学相比，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也很关键，因为它可以在校园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学术文化。学术文化也可以通过师生比例、教师的多样性、大学的研究水平、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数量和类型来衡量。

一些人认为，我们必须把有资格获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的百分比这一点考虑在内，因为这显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使命，并影响了经济援助的金额和分配。人们普遍认为考虑开销很重要而且我们应该只将自己与在一定学费范围内的大学进行比较。

在我们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发现很多罗马天主教学院都在名单上，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像霍夫斯特拉大学这样的非宗派大学是否可以与宗派学院相提并论的讨论，因为后者有一个影响其运作的特殊使命。

这些讨论非常宝贵。作为一名曾经在大型公立大学任职过的校长，我在霍夫斯特拉大学学到了很多关于我们中等规模私立大学的文化，以及它如何能融入更大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长期以来我见证了同事们就大学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交换意见，并相互传授各自机构的复杂性。共享如此被广泛使用的数据，并确定哪种类型的数据对定义我们的同行院校以及我们自己最重要，有助于我们就大学办学的广度、优势和挑战达成共识。尽管出乎意料，但事实证明，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有效的团队建设实践，因为我们参与了一场集中的、以数据为导向的讨论，讨论在描述我们的大学时什么是重要的。

最后，我们用确定的18个指标分析名单上的所有大学。我们一致认为其中一些指标比其他指标更重要。我们发现，最初名单上的一些学院在这些指标上完全不一致，而其他一些学院有着显著的共同点，但在最重要的指标上，它们明显不一致。最终，我们确定了8所同行学院。

断言这种做法具有科学性是不严谨的。我们主要使用Ipeds数据，虽然提供了关于包括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数据，但是却也呈现出不完整的、现实的图景。例如，由于学费折扣率的不同，出勤成本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但这些折扣率并未得到显示。我们还发现，在招生方面，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自己比作一所拥有大量在线课程或学位的大学（尽管存在疫情）。为了消除这些担忧，一旦我们有了一份短名单，我们就查看了大学网站，以证实一些信息。我们非常清楚需要“将苹果和苹果进行比较”，这当然也会花费我们的时间去查找更具体的数据。

我们也为直觉腾出了空间。在一个例子中，当讨论一所大学的数据支持同行院校身份识别，但可能没有其他大学那么完整时，几名参与者强烈要求参与，称他们曾在该校园认识那里的人——这所大学让人感觉很像霍夫斯特拉大学。那所大学在霍夫斯特拉大学名单中上榜。

我希望我们能向同行院校学习，观察它们如何应对疫情后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从即将到来的入学“悬崖”到言论自由、校园日益多样化问题，再到颠覆大学体育的监管变迁。

但我确信，选择同行院校过程的最大好处是围绕关键指标去建立共识。在霍夫斯特拉大学，这个实践让我们作为一个领导团队更加团结紧密，因为我们分享并讨论了关于概述分析“我们是谁”的关键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同行院校选择的过程已经指引我们弄清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蓝图。

相关链接：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a-college-decides-who-its-peers-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