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介绍了模式1与模式2的一些区别和发展历程，从而强调模式2是从模式1的学科矩阵中发展而来的；接着讨论了模式2的一些重要现象层面，如跨学科、质量控制、应用情景等等；最后是根据其组成部分和交流方式的异质性来探究模式2的动力学。

2020年，王晓玲等人在文章《试论学科知识生产的三种模式》中，将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以及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做了归纳与区分，笔者结合文中内容以及书中作者Gibbons的相关观点，有以下几点感想：

（1）模式1是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它的目标是为了创新本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对于本学科的加工、修饰以及拓展说明，是学科内部的纵向发展，追求的是一种深度；模式Ⅰ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因此使得其发展过程略显单一、粗糙；

（2）模式2融合了跨学科的特点，创建新兴交叉学科，并将学科知识整合再创新高，从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模式2更加突出应用层面，是各学科的纵向发展也是横向层面的相互交叉，而产生的新节点所带来的的新知识，将其投射到现实环境中以应对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即实践性更强；

（3）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是模式2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新知识生产过程中起到中介体或过渡性的作用。当然书中内容的展示和当今现实的社会环境存在一定偏差，考虑到书的出版时间为1994年，更多表达的是作者对于当时的反映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现有的研究则是从现阶段的视角出发，是对于知识生产现状的充分认识以及对于之前历史的总结。

表1 化学和生物学涉及学科和研究领域

在模式2中，无论是知识生产还是学科发展，都具有“独特而不断发展的框架”这一特点。举一个例子，如表1所示：当化学和生物学突破了自身所在的领域而不断发展，便产生了新兴的交叉学科“生物化学”。从研究领域来看，化学或者生物学都是基于学科本身去主动地认识我们的生存环境，是对于规律、结构、组成的探讨；而生物化学是在生命科学、生理学等领域发挥作用，将学科知识、社会实践知识与个体认知实践全面融合，必将运用生物化学的知识去解决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又或是去调查研究人体运动中的一些理化指标去监测人体运动状态等。书中在这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形成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实践模式，一个问题的解决引出多个问题的设想”，笔者对其的理解是知识生产需要一个拥有多变量的公式，以应用到不同的情境而发挥不同的作用。

书本前面部分的内容和理念，可以说是对当今社会生活的高度预测，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仿佛是按照这本书的描述一样进行着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作者的思想仿佛在告诉我们“自然科学是对于过去已知事物的解读以及其内在规律和特点，去认识世界的本原；而人文社科是在现有规律和发展的基础上去预测未来的走向，或是构建未来社会中运作的模型”。尽管这样说法可能会引发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决的是就现在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都不断的进行着交叉融合，而国家重大项目的出现以及复杂问题的解决，也不断地可以看到“模式2”的影子，应用情景以及人本思考在今天被无限的放大。

在这一部分将书中的第二章（知识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以及第五章（竞争、合作与全球化）的内容整合在一起。知识既可以是有形的经济——利用现有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去创造有现实回报的经济收益，如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等等；知识也可以是无形的经济——在关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同时，也关注知识生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且注重知识生产者人的发展，一个人的竞争力是内眼看不见的，但在竞争与合作中可以被充分展示，而全球化的潮流更是不可逆的，因此提升知识能力对于提升生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相当重要。

在生存于模式2的国际竞争趋势之下，知识的提供方促进了彼此的成长与提升；在合作方面也因为知识的流通而使得参与者的业务能力得以发展，以适应多样化的、大规模的市场之中。在竞合关系之下所表现的几个特点：

（1）研究成果的流通，即科学家们的交流

为了能够迎合客户的喜爱并与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公司需要扩大范围经济来获得市场利益，因而就需要科学、技术、工业生产之间的专家保持友好的联系。、尽管现今从宏观层面来看，大学到工业生产之间与政府到工业生产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理念及实践成果的流通依然不均匀，但在学术界与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

（2）知识的流通分配来解决工业问题

政府和工业不再限于生产知识，而是更多的利用现有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政府对科学技术以及科研人员提供资助，推动人们去寻找解决方案，将知识生产转化为创在财富，希望实现公司能像工业界、学术界一样积极参与到知识生产，而学术界也能够创造财富。

（3）提高了大学、政府机构、财富制造中心三者之间的知识的流动，强化了网络流通

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多变因素的社会中，并且长期适应了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因此站在当时的作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希望学校与社会加强联系，学校为社会不断输送人才，而社会也要加大对学校的投资；另一方面，学校的基础研究为企业（即财富制造中心）的研发服务，而企业也要学校灌输新的知识和形势。

笔者认为“知识的市场化、商业化”是“竞争、合作与全球化”的前提，在考虑知识生产者人的情况下，后者也为前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障。作者Gibbons在注重主要说明了科技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家的在全球的地位，而驱使科技产生差距的是劳动者的分工，既包括体力分工，也包括脑力分工。当今以项目为导向的知识生产以及科学创造充分佐证了他的观点。

前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在《我的大学工作》中就“知识经济”也有相关的感想，她认为“全球化”带来了“现代化的扩张”——这种巨大的压力和空前的困惑不仅带来了社会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更带来了心理层面和内在性的影响。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既要授予劳动者生存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未来的挑战，还要为未来的社会变革提供必要的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因此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标签下，如何塑造劳动者的“多样性”和“个性”之间的平衡，是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该部分包括了书本的第三章（研究和教育的大众化）和第四章（以人文学科为例）两个章节的内容。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高等教育已达到普及化程度，相比于作者年代已有很大提升。文中主要讲述了高等教育既有广度的扩张，也有横向的拉升；一方面，高等教育为科学技术和知识技能的扩散提供了条件，也为新的文化产品扩大了市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为继续教育创造了市场，使得劳动力能够适应高速变化的环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工程中，发生了以下10个维度的转变：

表2 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10个维度的转变

书中所提及的10条其中大部分都在当今得以实现并不断发展，结合作者的观点与现实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的知识在不同的场所被制造出来，并通过其他的组合方式而反复利用，在知识产业中又因反复利用而不断增值。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文科”在知识生产中的种重要作用，作者Gibbons也表示此书中的多数例子多以工业生产为主，而少有“文科”的涉及，确实在作者所在的年代，世界的快速发展基本是靠工业驱动，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忽视了“文科”的生存。尤其是在学科交叉背景之下的今天，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工科见长高校更加注重文史哲以及美育的教学投入，以提升理工科学生的素养，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2016年，梁庆寅在《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中也有举例说明，更多的研究是基于研究项目，文科和理科的界限被淡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比如20世纪20年代在奥地利形成的维亚纳学派，来自物理学、数学、逻辑学领域的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哲学和方法论问题；又如中山大学的学者们联合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的学者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组织是跨院校、跨机构、跨学科的，其联系方式多样、组织成员多元，在基于“目标共同体”的基础上高度开放、灵活多变并涉及多方利益。从以上的两个组织，即可以看到“文科”的突出地位，也可以发现“模式2”的影子。

书本的最后两个章节——第六章（机构重组）和第七章（社会弥散式知识管理时代的带来）是对于大学的一些建议以及对于读者的发问。一方面，作者探讨的重点在于模式2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大学的制度结构，包括质量控制的维度和变化；另一方面，学科边界日趋模糊，从而加强了科学、技术、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面对机构重组这些变化，作者提出了三个挑战：

表3 作者提出的三个挑战

学科交叉时代的知识以一种弥散的方式不断地进行着辐射，在这种辐射过程中展示出来的“随机性”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探索更多的发现，提出更新的问题，从而创造前所未有的可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院院长曾说，“我们认为，当我们做出发现时，我们已经回答了一个问题；但我们做的几乎总是提出一个新问题”。在此书的最后部分，作者Gibbons提出了以下6个问题，留给不同时代的人进行不断地思考：

表4 作者提出的进一步思考问题

对我国教育的启发：

“模式2”是学科交叉背景下的科技时代、信息时代，也是人文时代，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外延。从“模式1”走向“模式2”的过程是学科分化重新走向学科整合的过程，是针对性解决单一问题走向综合性挑战复杂问题的过程，是知识碎片化分散走向学术共同体的过程。纵观国内众多高校，都在复杂的新形势下主动求变、积极应对，交叉学科以及多学科项目不断在国际视野涌现，但相比于国际顶尖高校还存在明显差距，人才综合素质还有较大的的提升空间，因此要增进学术交流，并根据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结合国外优势高校的发展经验，进行矩阵式调整，以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局面。

新形势变化莫测，我们又该如何从“模式2”走向“模式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