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存在于具有明显不同政治文化的民族国家中:从苏联中国到美国和法国。它可以表现为保守的努力，以保护一个国家内的主导文化，通常由种族、语言和宗教来定义;或者作为领土扩张的理由和理由，如纳粹德国;或者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的分裂。它还可以对国家认同、公共机构的建设和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20世纪60年代，最早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之一，欧内斯特·格尔纳(ErnestGellner)将民族主义的兴起视为一种组织性和社会学途径，“通向一个更城市化、更工业化的世界，需要政府在促进和调控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正式的作用。”在现代国家兴起之前，控制特定地理区域的封建统治者通常不会强加文化同质性，因为这限制了他们帝国的发展，无论大小。在工业革命前夕，旧秩序开始让位于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在许多情况下，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这种转变是由经济中产阶级的崛起推动的，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新的共和政府概念。英格兰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但保留了君主政体，但权力越来越小。格尔纳等认为，正式的、由公共资助的国民教育体系的兴起是民族和民族主义崛起的基础。

对于我们的分析，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作为正式组织和官僚机构的民族国家的到来与民族主义概念的出现之间的区别——本质上，一种围绕共同价值观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历史、文化特征，通常还有语言。

除了这些关于民族主义的一般和稍微温和的理论之外，要真正理解它是一种社会和政治运动，还需要考虑背景因素的作用以及机构和政治行动者的作用。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民族主义在帝国的形成(例如，主导力量输出其教育系统)以及结束殖民统治的成功运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是政治生态系统的从属和参与者;他们很少置身于大学之外，尽管许多人仍把大学看作自主的象牙塔。

在形成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方面，大学和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从历史上看，它们在培养国家未来的公务员以及政治和宗教领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大学成为为劳动力市场创造受过教育的公民和人才库的主要工具之一。

第二，大学通常负责帮助研究、保存和提升民族文化。如前所述，在一些案例中，这也助长了种族和民族优越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导致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故事。许多试图摆脱殖民历史的国家都希望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帮助恢复、保存并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知识。

第三，大学产生的研究，从哲学到科学和工程的实际应用，促进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国家认同和政治权力。早在20世纪初，学术研究就对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的几乎每一个经济部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冷战时期及之后，大学一直是基础研究的主要驱动力，这些研究推动了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力。

第四，大学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全球化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学间学生和教师的国际流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像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通过为来自其他国家的有才华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进入其大学的途径而受益匪浅，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里，学术人才从欧洲外流。大英帝国在全球推行的教育体系，反映了英国建立的教育体系，创造了一个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人才流动网络。这些殖民地的学生来到英国获得大学学位，通常会回到他们的祖国，扩大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前殖民地的入学制度延续至今。一个类似的由盟国和卫星国组成的苏联网络中，将他们的学生主要送到莫斯科。这也是一个在后冷战时代以一种改变的形式存在的网络。法国有来自后殖民国家的国际学生网络，主要来自非洲中部和北部。巴黎是世界上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

大学还有其他方式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随着冷战的出现，美国于1946年建立了富布赖特计划，目的是改善跨文化关系和能力以及外交。美国学生和教职员工会出国学习和思考一段时间，外国人也会因此来到美国高校。该计划的核心是试图增加美国人对外国土地和文化的了解，并建立国际网络。

今天，在国际流动性和交流日益增加的时代，大学为吸引人才和创造未来公民提供了越来越重要的途径。大多数大学都在寻求在研究和最佳实践方面的国际合作，以扩大其在刺激经济竞争力方面的国家或地区作用，从而影响它们的排名——被视为质量和影响力的国际基准。至少对于一些一流大学及其政府来说，它们真实的和被感知的国际地位也与国家声望、外交政策和预算有关。

由于对大学的资助急剧下降，澳大利亚和英国严重依赖外国学生的招生和学费来维持其高等教育部门；随着人口的减少，日本和韩国都在寻求更多的国际学生来帮助他们满足未来的劳动力需求并建立国际网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最近大幅增加了对外国学生的奖学金，以巩固全球战略联盟，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软实力。

最早的大学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与给予它们生命和生存的政治和宗教组织联系起来。很少有先进的教育机构能够完全不受威权的影响而独立存在，无论这种影响来自宗教还是统治者抑或二者兼有。虽然亚洲和非洲也有先例，但这种结构的大学是在欧洲出现的，在这种结构中，无论是根据教皇法令还是君主制，大学都为了特定目的而存在。

19世纪初期和中期，大学以及更普遍的国家教育体系成为新生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映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在启蒙运动和新理性概念以及导致法国和美国革命的共和政府理想中，大学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工具。

对大学历史的短暂研究表明，在主权政府的指导下，大学在国家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通常，但并非总是如此，政府及其政治领导人将大学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合作参与者。但在全球许多地区，这种积极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裂痕。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新民族主义的特征与民粹民族主义的历史形式相似，但情况不同，对于理解当代大学所处的政治环境很重要。今天的民族主义滋生的原因(因此称为新民族主义)是现代的：全球化的快速步伐导致许多人的经济不确定性，许多国家之间和内部的移民和人口变化的步伐，以及新一代的民粹主义者和煽动者使用技术和社交网络来宣传自己和他们的运动。主流媒体及其提供的过滤器不再是政客和活动人士沟通的主要工具。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J.Trump)总统的几乎所有重要政策指示都是在推特上宣布的，中间夹着报复性评论和对政治对手的诽谤。

全球化，特别是跨国贸易的增长，为许多人带来了更廉价的商品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它也导致了经济停滞、失业，以及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中低收入人群工资的下降。除此之外，以大量移民为标志，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快速转变，其中大部分向移民到西方国家，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找工作，以及试图逃离战争、贫困和功能失调的社会。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基本上同质的国家和地区(或被认为是同质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人口日益多样化的现实，而这些新增的人口往往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

开放的边界，空前规模的开放市场以及萧条的冲击，这些都是普遍认为的民粹主义发酵的原因，其特征是反全球主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2016年，《经济学人》以民族主义领袖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Putin)和奈杰尔·法拉奇(NigelFarage)为封面，背景是玛丽娜·勒庞(MarineLePen)向敲锣打鼓的特朗普进军，模仿美国革命军士兵上战场的著名描绘：“新民族主义者对关闭边界和将社会恢复到过去的同质性的承诺高度重视。”

最近这些事件和趋势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这些国家的大学陷入了不断扩大的签证限制，努力限制国际研究合作(部分原因是对知识产权盗窃和国家安全的担忧)以及财务困难。他们也被视为自由派学者和批评国家的学生的堡垒。

在美国,随着拜登总统的当选,对美国大学的国际合作，一些更温和与更有力的政策有望出现。在英国与后脱欧世界的斗争中，英国可能也看到了更温和的政治的好处。但此时看来，至少在短期内，向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趋势可能只会恶化。这将对他们大学的健康和活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作为社会和经济变革推动者的生产力和在社会中的作用。

作者简介：约翰·奥布里·道格拉斯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大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流动中的作用，以及高等教育的历史。著有《新民族主义与大学》（Neo-Nationalism and Universities，2020）（即将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新旗舰大学:从全球排名到国家相关性的范式转变》（The New Flagship University: Changing the Paradigm from Global Ranking to National Relevancy，2016）和《展望亚洲新旗舰大学：它的过去与重要未来》（Envisioning the Asian New Flagship University-Its Past and Vital Future，2017），《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The California Idea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000年；中文版2008年出版）、《全球化的沉思:变化世界中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Globalization’s Muse: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a Changing World，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