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背景，作者从大学的理念、组织制度、课程架构和学生的学习行为等多维角度，结合历史发展和国际比较，分析大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克服挑战、重塑和提升当代大学教育力的根本途径。全书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阐述了大学教育的演进及其与所面临问题之间的关联；第二部分提出了现代大学教育面临的改革课题及其对策建议；第三部分分析了日本本科阶段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此外，在附章中，作者还提到了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深刻见解。

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作者梳理了大学教育演进中的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源于对职业人才培养需要的职业教育。中世纪的大学基本属于这一类型，它们培养的是当时世界所需要的神学、法学、医学专业人才。第二类是源自对贵族阶级培养需要的博雅教育。作者提出，萌芽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基本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探究取向，也就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的取向，他们将探究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美德；另一种是古典取向，基本以古罗马时期流行的“雄辩家”为代表，注重对逻辑思维和对发出呼吁能力的训练。第三类是源于洪堡精神的专业学术研究的大学，体现出学术性真理探究的理念。然而这三种类型的教育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都表现出弊端：职业教育由于自身教授知识、技能的单一化，导致了专业人才培养的枯燥性，人才培养有时也会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脱节；博雅教育由于自身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以古典取向为主导，使博雅教育的场所——学院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现象，相比于对新知识的探究，学院更注重对于经典的品鉴；专业学术研究最初也提出教师在研究和教学两个方面都要对自身进行自我规定，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教学和科研的天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失衡，产生了轻教学、重科研的现象。

作者认为这三种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并推动诞生了独特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美国《莫雷尔法案》的颁布使一批培养农业和工业人才的增地学院诞生，后来由于社会的需要，美国也出现了以培养高级职业人才为目的的职业研究生院，可见美国职业教育具有顺应职业人才需求变化的高度灵活性、敏锐性。博雅教育在美国也经历了不断的进化与重构，20世纪初哈佛大学的劳威尔校长首次提出大学教育应该将“专”与“博”相结合；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赫钦斯提出了带有“复古”气息的古典导向的博雅教育；劳威尔的继任者科南特校长在位时则推动编写了《民主社会的通识教育》一书，美国的通识教育就此诞生并成为了美国教育者眼中支撑大学教育的理念支柱。在科学探究上，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就诞生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这样的科研型大学，并与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紧密相连。综上可以看出，肩负着社会使命的美国高等教育将以上三种大学教育的形式和职能进行了有机融合。在作者看来，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与美国大学教育的组织制度、课程架构和学生的学习行为有着紧密联系。

在第二部分，作者首先对日本高等教育与美国高等教育在教学组织、教育形态学习目标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在教学组织上，美国是综合取向的，即低年级进行学习技能掌握、基础知识学习而高年级进行特定专业领域学习；日本则是纵向分割的，大学被划分为若干学部，学生入学即确定学科专业领域。在教育形态上，美国是控制取向的，强调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双向互动性和教学的体系化；日本则是自律取向，即学生通过自身努力主动理解课堂所学知识。在学习目标上，美国大学会为学生规定明确的学习目标，日本则很少明确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在作者看来，这些是日本的高等教育需要去改革以强化自身教育力的重要方向。

在教学组织上，作者认为在原来的“日本模式”中，学生在大学学到的理论知识和专门职务知识在社会看来是与职业所需能力不相匹配的，日本企业只会以学历——入学考试成果的证明来考察学生的核心能力，以此作为招聘的条件。在他看来，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综合模式”，即在大学中也要重视对于基础学业能力，即核心能力的培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知识和专门职务知识的学习，这些知识与能力也能与之后的职业需要相匹配。在这种理论模式上，作者折衷地提出了“扩张性专业”这一概念，即建立在学部专业教育基础上的教养教育。在教育形态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强调教学的双向化和学生的参与性学习，在主体性参加和深入体验学习中发挥教师教学的力量，既加深学生对于课程理论的理解，又促进学生学习和体验的意义化，加深学生的自我-社会认知，培养学生的中核能力，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学习目标上，作者也提出需要引导学生将现在的学习准备与对将来的职业规划相结合，并提出了“俯瞰式教学”、“职业教育课”、“发展记录袋”等加强学习目标的改进方式。

作者认为，保障上述的这些对教学、课程的改革方案需要大学重新构筑与社会的联系和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大学的治理机构需要从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上构筑大学组织，明确本科教育的权限；第二，在监控和改善据点上，需要从多个角度测量大学教育的影响，重视对教师能力的开发；第三，在财政基础上，民间资金需要被筹集与政府拨款一同来保障确保大学的自律活动。总而言之，大学要想发挥它的教育力就必须重视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多样的联系。

第三部分实际上是作者对前一个部分做的补充。作者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和知识社会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青少年价值观的变化等社会背景下，大学正面临着劳动力知识技能的高度专业化、人均教育费用减少的要求、学习动机和基本能力的下降等社会问题和政策课题，因此对日本高等教育就提出了新的需求：第一，教育内容的适当化；第二，高等教育制度整体的效率化；第三，教与学过程的强化。

在附章中，作者对21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政策大转型时期，正从稳步发展走向规模的迅速扩大，其结果是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市场化、科学研究的市场化、高等教育的发展对金融市场的依存度加深和高等院校的治理结构调整的变化。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者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转向企业式运营行为并引入了教师竞争机制可能会导致大学内部纠纷和矛盾尖锐化，而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界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此外，作者在序章中提到的“大学教育力”模型也是本书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模型之一。在这样一个模型中，作者将大学生分为了四种类型：高度匹配型、被动顺应型、独立性和排斥型，并提出了对于不同种类的学生应该进行因材施教，使更多的学生被纳入到教育“射程”之内并帮助他们确立对于自我和社会的认知。

尽管本书是金子元久先生在考虑从根本上改革日本高等教育这样的大背景下撰写的一部著作，但书中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同样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无论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相关专业的高校学生，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和管理人员，甚至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一般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