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在西安灞河溺水身亡，其女友将悲剧归结于杨宝德“不堪博导周老师奴役”，称他自杀导师应负70%的责任。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从宿舍楼顶一跃而下，陶崇园的姐姐称弟弟受其硕导王老师长期压迫，最终不堪重负坠楼身亡。作为局外人，我们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从杨宝德、陶崇园生前留有的各种信息看，他们生前对各自的导师是有很大不满的。

然而，有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杨宝德、陶崇园生前并没有当面向导师明确表示出不满或抗拒，也没有向学校或院系组织反映过相关问题。这也是令社会大众十分费解的地方：已经读到研究生的人了，为什么不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却断然放弃生命？而从另一方面，导师也感到无比委屈，没有证据表明学生自杀行为是自己导致，即使是因为师生关系“恶劣”所致，自己也压根不知情，根本不存在对学生好或不好的问题了。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在现行学校师生管理体制里，似乎缺少一条能够有效接纳和处理师生关系问题的渠道。 

设想，如果学校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管理师生关系问题的机构，当师生之间发生难以化解的矛盾或者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有强烈不满时，可以到那里去投诉并能得到一个相对专业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形下，类似杨宝德、陶崇园这种涉及师生关系问题的悲剧能否避免？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杨宝德、陶崇园们能够听到针对他们具体问题的解答，看到走出困境的可能性，也许会生成出战胜挫折的信心和力量。而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学校师生都已被告知可以通过“师生问题投诉机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如果杨宝德、陶崇园都没有去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撇开了导师与他们自杀的直接关联。

在师生矛盾突出和尖锐的今天，有类似境遇的师生还不在少数，为避免悲剧重演，社会各方疾呼要从体制机制上重视师生的人格尊严，保证双方的合法、正当权利。而真正要把工作落到实处，首先就需要一个渠道或载体，具体说，就是实体的师生关系问题投诉机构。它的作用在于：

师生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关键是正确对待。应该说，随着当今教师、学生各自的事业压力、学业压力加重及双方利益需求“捆绑”更加密切，在师生关系下的师生相处，尤其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在学术、财务和私人事务等方面产生分歧和矛盾。目前的现实是，当导师强势时，学生大多会采取隐忍或自我“麻醉”的态度。就看杨宝德在平时与博导相处的过程中，虽然已有诸多怨气、牢骚，但当着博导的面却是曲意迎合，陶崇园也是如此。杨宝德在有过一次自杀经历后，尽管内心充满苦闷和悲观，但他依旧不曾当面对博导有过任何情急之下的埋怨、顶撞之语。是什么让这些学生如此“怵”自己的导师呢？    

因为大多数国内研究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只有顺从了导师才能获益。这就不难理解，当杨宝德卑微地迎合着博导，却发现还是“学术无果、出国无望”时，杨内心的绝望是必然的。陶崇园平时对硕导以“爸爸”相称，言听计从，当临近毕业时，硕导却没有兑现推荐陶崇园出国读博的书面承诺，陶的“崩溃”也是可想而知的。造成学生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主张自身权益的原因，有传统的羞于师生问题被“曝光”的因素，也有缺乏合适的投诉渠道、对“投诉”毫无信心的因素。而国外大学的学生，如自觉遇到“坏”老师，首先会想到去学校投诉，同时人们对师生纠纷的态度也没国内那么敏感、紧张，这也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目前国内大学缺乏独立的、能够适度保护当事人“隐私”的专业处理师生关系问题的投诉机构。师生遇到问题如要投诉，最终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师生人际圈来处理，那很可能是“满城风雨”却问题依旧的结局，谁愿意去走“吃不到羊肉反惹一身骚”的路子？

师生关系问题相当复杂，学生维权有很大难度。在现有的师生关系中，虽然师生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但我国研究生阶段实行的是导师与学生之间一对一模式的导师负责制，所以导师握有教育资源的分配权和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权，说白了，导师实际上决定着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甚至工作的命运。这种导师“绝对权力”下的师生关系，学生处于“弱势”地位是“心照不宣”的，如果个别导师以拥有的学术权力来对学生违纪违法时，学生一般只得“忍气吞声”。就看罗茜茜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名举报学校教授陈某的性骚扰行为，在大量确凿证据和费尽各种周折之后，学校最终认定陈某存在对学生性骚扰行为。这一实锤的落下，美国硅谷华裔女博士罗茜茜在网上实名举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中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是不言而喻的。同理，如果杨宝德、陶崇园这类的师生关系问题要去投诉，要想得到满意的结果可能更加不易。

造成学生维权难的深层次原因是学术圈内“说不清、道不明”的严密而隐性的关系网。杨宝德事件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杨生前曾给关系不错的原硕导发过一个信息，表达了他内心的痛苦和失望。按理，当自己原来的学生（两人关系不错）前来诉苦时，导师起码会给个安慰、鼓励的短信，但杨的硕导却没有。想来不是硕导不懂人情世故，而是学术圈关系错综复杂，杨的博导就是硕导推荐的，而且杨的博导、硕导系出同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杨的硕导连个礼节性的回复也没有了。很明显，杨的硕导怕得罪同门博导，“明哲保身”而选择了“回避”策略。也许正是周遭的冷漠反应，让杨宝德、陶崇园们被暗示了无法捅破学术圈这层令人窒息的“保护膜”，最终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所以，要有切实、强有力的措施来打破学术强权和学术霸凌，当师生就师生关系问题提出各类申诉时，可以跳出原来的人事圈，由学校的师生问题投诉机构来组织校内外第三方的专业人士，采取完全背靠背、不做先期事由陈述的独立、专业、公平的第三方评估，最终给出相对客观、科学、公正的意见或结论。同时，学校有责任保护好投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正当投诉而被“穿上小鞋”。

当前增强学生维权意识相当重要。如果我们的学生只会看老师的脸色行事，遇到困难、挫折不敢顽强前行，这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培养的高质量人才不符，与一流创新人才更是相去甚远。然而因为学生在现实师生关系中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即使个别老师干涉学生私生活、对学生有性骚扰言行、对学生学业指导敷衍、把学生当作劳力干私活、通过学生套取科研经费时，面对这些严重缺乏师德、甚至触犯法律的行为，绝大部分学生会选择“鸵鸟”策略。从杨宝德几个同门研究生的微信群名为“难兄难弟”就可见一斑。

同样，教师的维权意识也需要加强。正如事物总有两面性一样，教师面对学习不专心、学业不达标的学生也很无奈和委屈，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教师害怕因与学生矛盾闹大而影响自身脸面，故而大多也采取“和稀泥”的做法，这也会导致个别学生无所顾忌地混日子。  

师生在相处中出现问题时，都一味回避和遮掩，只会让师生双方的心理更加敏感和脆弱，让师生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最终只会导致师生正当权利得不到保护，教育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也难杜绝因师生关系问题引发的极端悲剧发生。

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离不开师生双方积极、主动的心理预期。当师生在感到自身合法权利遭受侵害时，都能够勇敢地去维护或抗争，这是迫使师生关系向健康、良好方向发展的有效手段。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制度上建立起完备、有效的师生权益监督和保障机制。当前高校亟需下决心、花力气设置好校内师生关系问题投诉机构，它不仅是解决师生关系问题的关键一步，更是建设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