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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院到企业：科学家创业如何“金蝉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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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爆发的“饶毅PK扬焕明”事件，很想写个博客文章细加评论。不过，总是觉得我们这些在国外的还是少说的好。这有点儿象在听隔壁房间的人唱卡拉OK,
人家唱得很高兴，房间里的听众也很着迷，演唱者也很投入，偶尔碰到几个跑调的，我们何必干预？我跟饶不同，他可能已经进了人家的房间，实在听不下去不得不去打断。
我想说的是在“公家”创业的那些人，如何合理合法地变成“私人”公司的一般问题。这是一个所有想创业的科学家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限制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创新和创业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不想评论杨焕明是否是科学家的问题，我觉得科学家的定义很混乱，因为英文中-ist结尾的都可以翻译成“xx家”，我自己也认为不够科学家称呼，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而已。我这里想评论的是杨焕明他们“假公济私”是否有错。
我不认为他们有大错。这是时代决定的。如果不把科学家创业知识产权归谁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创新和创业就会受阻。
九十年代中，我在美国创业的时候也是大学助理教授，利用学校“教授有20%时间可以做校外工作”的规定创办了我第一个公司，Genaco。我在学校的职责是临床分子医学遗传学实验室主任，主要做脆性X染色体的分子诊断和产前诊断。公司研发的是唐氏综合症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试剂。照说这个系列产品和我学校里面的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可是间接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都是产前诊断，都是医学遗传学。可是，在我找到了风险投资，成立独立公司的时候，我和学校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披露，和他们协商，最后他们没有要任何股份。我本希望他们能占些股份的，结果他们的判定是“你公司的产品和你在学校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我实际上是利用了学校的时间（20%, 当然我自己业余的100%时间都在公司上）, 利用学校的资源创办的公司。不过，因为美国学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从学校分离出去成立自己公司的过程很透明，合理合法，没有任何可以质疑和争议的地方。
回过头来看杨焕明他们的创业故事，从中科院分离出去是何等困难？甚至剥离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还在受人质疑。原因就是国内“一个团队两块牌子”的通常做法太容易授人把柄。
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团队两块牌子？因为创业的启动资金不得不借力于公家。另外，没有公家的牌子就没有品牌，没有公信力。而借用了公家的品牌就不能“国有资产私有化”。这就成了一个驳论。
另外，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杨焕明他们的工作依赖仪器硬件投入的成份大，自己独创的知识产权相对弱，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政府的投入，比较容易忽略团队的投入。
相对饶毅的尖锐批评，我更能理解杨焕明他们的苦衷：在中国创业难，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知识产权不受重视，知识不值钱，仪器更值钱，而且成立公司还有注册资本一说（美国没有），所以从公司成立的那天起，科学家就被迫卖身，成为仪器和资本的奴隶。这个枷锁一旦被套上就很难解脱。华大的问题不能全怪杨焕明团队，国家政策不明了才有今天的公私不分。而如果等国家政策明确了再去创业，可能机会都没有了。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是没有桥以前创业者的必经之路。
华大这锅夹生饭是开始火太大造成的，不管怎么回炉都很难做出松软的白米饭来。
饶毅对华大的质问也是许多投资机构，同行对华大的质问。华大的一系列资金运作，实际上都是为了解脱“公有资产”的约束，最后还创业者自由之身的举措。创业十多年还没有获得自由，真是好事多磨。这和我们这样能在美国能在创业初始就自由自在的环境比实在是令人同情的。
如何给想创业的科学家松绑，是中国促进创新和创业急迫解决的问题。少喊些口号，多解决些实际问题是真的。不然，国家大把大把地给钱，给得越多，可能越把创业者标记成“公家”的，他们以后剥离也越难，最后创业者越成功，越难找到松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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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评论杨焕明是否是科学家的问题，我觉得科学家的定义很混乱，因为英文中-ist结尾的都可以翻译成“xx家”，我自己也认为不够科学家称呼，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而已。我这里想评论的是杨焕明他们“假公济私”是否有错。
我不认为他们有大错。这是时代决定的。如果不把科学家创业知识产权归谁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创新和创业就会受阻。
九十年代中，我在美国创业的时候也是大学助理教授，利用学校“教授有20%时间可以做校外工作”的规定创办了我第一个公司，Genaco。我在学校的职责是临床分子医学遗传学实验室主任，主要做脆性X染色体的分子诊断和产前诊断。公司研发的是唐氏综合症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试剂。照说这个系列产品和我学校里面的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可是间接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都是产前诊断，都是医学遗传学。可是，在我找到了风险投资，成立独立公司的时候，我和学校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披露，和他们协商，最后他们没有要任何股份。我本希望他们能占些股份的，结果他们的判定是“你公司的产品和你在学校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我实际上是利用了学校的时间（20%, 当然我自己业余的100%时间都在公司上）, 利用学校的资源创办的公司。不过，因为美国学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从学校分离出去成立自己公司的过程很透明，合理合法，没有任何可以质疑和争议的地方。
回过头来看杨焕明他们的创业故事，从中科院分离出去是何等困难？甚至剥离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还在受人质疑。原因就是国内“一个团队两块牌子”的通常做法太容易授人把柄。
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团队两块牌子？因为创业的启动资金不得不借力于公家。另外，没有公家的牌子就没有品牌，没有公信力。而借用了公家的品牌就不能“国有资产私有化”。这就成了一个驳论。
另外，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杨焕明他们的工作依赖仪器硬件投入的成份大，自己独创的知识产权相对弱，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政府的投入，比较容易忽略团队的投入。
相对饶毅的尖锐批评，我更能理解杨焕明他们的苦衷：在中国创业难，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知识产权不受重视，知识不值钱，仪器更值钱，而且成立公司还有注册资本一说（美国没有），所以从公司成立的那天起，科学家就被迫卖身，成为仪器和资本的奴隶。这个枷锁一旦被套上就很难解脱。华大的问题不能全怪杨焕明团队，国家政策不明了才有今天的公私不分。而如果等国家政策明确了再去创业，可能机会都没有了。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是没有桥以前创业者的必经之路。
华大这锅夹生饭是开始火太大造成的，不管怎么回炉都很难做出松软的白米饭来。
饶毅对华大的质问也是许多投资机构，同行对华大的质问。华大的一系列资金运作，实际上都是为了解脱“公有资产”的约束，最后还创业者自由之身的举措。创业十多年还没有获得自由，真是好事多磨。这和我们这样能在美国能在创业初始就自由自在的环境比实在是令人同情的。
如何给想创业的科学家松绑，是中国促进创新和创业急迫解决的问题。少喊些口号，多解决些实际问题是真的。不然，国家大把大把地给钱，给得越多，可能越把创业者标记成“公家”的，他们以后剥离也越难，最后创业者越成功，越难找到松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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