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华尔街日报上登载了这篇文章:
报道说诺华(Norvartis) 和一家叫Immunogen的公司签定了战略合作协议,诺华一次性前期投入四千五百万美金,里程碑款项可能达到两亿。合作开发癌症药物,而且是利用抗体导向的特异性治疗。
类似这样的Deal,也是我(iRepertoire 公司)想得到的:横向合作,获得一些国际大公司的战略投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前段时间我们还聘请了一个具有多年经验并且有许多行业联系(关系)的能人做这方面的市场开发。由他代表我们公司去和其它公司管BD ( Business development)或技术引进的主管接触,交流。这也是很花时间的事,能和大公司接上头,得到一个高层次的交流机会,对一个小公司来说非常难。我们除了把科学做好(发表有分量的论文)以外,还要设法“打入”BD高层的圈子里面去。
科学家做科研需要大量资金,我们一般都习惯写Grant, 问政府拿钱。其实,(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公司拿出来的科研经费数目可能更大,到位速度也可能更快,手续也可能更简单。习惯于从政府那里拿钱的科学家可能反而不习惯也不喜欢从产业单位拿钱,这实际是很可惜的。因为产业界也非常需要科学家,把自己“关”在校园里,隔离在商业以外,看上去是在搞“纯科学”,实际上未必就那么纯。基因组测序那样的大项目和基因组测序完成以后的许多项目都有产业的大笔投入,可能投入的总数比政府投入还要大。
中国的学者(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一般比较轻商,认为远离商人是起码的“美德”。或许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不用沾“商”字。这样自我隔离的结果就是科学家本人不懂实用技术的开发,技术的转让,不懂产业化,轻视产业化。又恨钱,又恨没有钱,更恨自己的才能没有被发现,嫉妒也轻视他人致富的机会和能力。
学者经商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首先要完成的是角色的转换,把高高在上的架子扔掉。
今天应邀给当地举办的一个生物反恐专题会议做演讲,讲后和一些公司的人员交流,许多参会的公司都是工程和技术方面的。我倡议几家公司合作,建立一个半开放的“协作组”,定期开会brain storm, 目的是开发一个下一代诊断平台。如果我们把目标设定得很高很高,目标设道现在看起来不可能达到的地步,那就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那将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产生出来的知识产权大家共享。有三家公司当场表态愿意参与。
比如,我们这个协作组就是要开发全新的分子诊断仪器,与现在放在医院使用的PCR仪器,测序仪器,甚至iCubate仪器不同,新一代的分子诊断仪器是一个
家用电器 ,和电饭锅一样常见,甚至比电饭锅还方便使用,速度快,价格也很便宜。测血糖,量血压,量体温的仪器不都已经非常普遍了吗?为什么做分子诊断就一定要去医院?
走出校园,才能发现真正的需求,也才能真正得到“外行”的帮助,形成双赢的横向合作。许多这些工程方面很强的公司也在主动寻求横向发展的机会,也做了不少生物技术方面的尝试。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不知道具体的市场需求,结果费很大劲做出来的仪器不对路。比如我们当地一个做微液体很强的公司做了一些仪器,说“就需要一滴血,就能做临床诊断。”
我跟他们聊,问:“你们说,医生和病人对用几滴血到底在乎吗?” 他们说:“用少量的血当然好。” 我说:“不见得,如果你去看过医院的住院病人,或者自己经历过体检验血,你就知道一次医生取多少血做检验了。医生和病人在乎的不一定是一滴血还是一管血,他们更在乎的是能够迅速得到明确的诊断好指导治疗。” 我说:“那血源感染来说,一毫升血标本里面可能只有二十个细菌,但是有两千万个病人的白细胞。信号的20比噪音的20,000,000, 你如何用少量标本来得到明确的结果?”
不是说标本少就没有市场,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明我们一些想当然的技术起点可能本身就没有市场。如果在研发的起点就出错,那卖不出去产品就不能怪任何人了。
横向合作就需要我们超常地尊重外行,是他们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发展的新空间,给我们最及时的帮助。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和外行合作,还不用层层设防,因为相互依赖的关系,各行隔山的距离,让合作的外行之间很容易成为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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