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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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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前卫的科学家都知道主动寻找新技术平台的好处，他们一次次通过率先使用最新的技术走在了竞争对手的前面，所以他们已经尝到了新技术带来的甜头。
比如前面提到那本讲基因组工程的书，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Applied Biosystems 刚刚生产出377型自动测序仪的时候，Craig Venter 就是它的第一批用户。他用这个机器抢先测EST，使得他有本钱跳出NIH自成体系。当该公司又生产出下一代新产品（3700)的时候，又是Craig第一个使用，一下购买二百多台，并用shot gun sequencing 的方法快速测序，成为他和“公共“基因组工程抗衡，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本钱。
新技术的使用者不代表大众(参考博文新技术推广的鸿沟），所以厂家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真正的商业利益。但是新技术使用者给厂家和新使用者一个共同的展示平台，让他们都有机会出头露面，赢得竞争先机。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问题：先用新技术者（如华大一次购买一百多台Solexa）并没有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做出象Craig那样（EST, shot gun sequencing)有独特意义的动作来；而另一方面，广大用户跟进的速度明显慢，对价格又格外地敏感，因此新技术开发公司很难在市场上赢得应有的利润。
我们iCubate技术平台现在在国内还没有，可是我已经多次听到大家（当面或者在博客里面留言）反应对价格的担心了。作为一个技术平台的开发者，我有责任把价格做得尽可能的低，我们也正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不过，新技术的价格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我们，它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如果创新技术不能在市场上得到回报，那就会伤害创新者的积极性，也会助长“山寨”现象，永远拷贝国外产品。看看国内都有哪些国外仪器在大笔大笔地赚钱？钱并不是花在那些最先进的仪器上，而是花在那些”经过考验“的二流仪器。用“一流的价位，买二流的仪器，做三流的课题”，出成果当然就更难了。
要想改变现状，就应该打破上面所说的程序：应该用二流的价格，买一流的仪器，做创新型的课题（这是象Craig Venter 那样的国外科学家常用的策略）；或者是用三流的价格，买三流的仪器，做一流的课题。
从科研人员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力所能及地成为新技术的第一批用户。不过拿到新技术平台以后一定要设法想出一个全新的，别人没有用途，解决一个别人还没有发现的问题。甚至在购买仪器以前就应该想好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创新才更有把握。
从厂家的角度讲，要主动去寻找敢于最先吃螃蟹的人。那些象Craig Venter的人是厂家最宝贵的财富。这就是大家常说的"opinion leader". 他们即是舆论领袖，又是实践先驱。他们的领导地位是他们多次“尝螃蟹”赢得的。就像是战斗机的试航员一样珍贵。他们能率先找到新技术的最佳使用领域，快速完成实验，快速发表有影响的论文。因为这些科学家经常“第一个吃螃蟹”他们也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厂家也愿意以“二流的价格”，甚至免费，把新技术交给他们去使用。
我创业这么多年，碰到了很多优秀的临床科学家，在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都有很多联系。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对我们的新技术提出评估，给出中肯的改进意见，也能尽快地写出的论文发表。比如我常提到的范登堡大学的汤一苇教授就是如此。我第一次见到他谈合作的时候他就“丑话先说”：“朋友归朋友，科学归科学。我不能违背科学将就朋友。我们项目开始就用数据说话，没有情面。这里面有我的专业诚信在里面，不得有半点含糊。”
我还经常在国内碰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本身还远远不是一个Opinion leader的科学家, 他们没有使用新技术的经验，没有论文，甚至连“螃蟹”都没有看过，可是张口就问厂家要免费仪器：“放一台在我这里吧”。如果你是厂家，你能给他吗？
没有钱没关系，只要你表现出诚意，就总会有机会的。
任何一个创新在开始的时候都很脆弱，需要“碰巧”降落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才能生长。这个土地就是能支撑起新技术的首批使用者，他们越强，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找到这片土地，找到最佳时机，要靠创业者的运气和勇气。象基因组工程这样的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很难启动，原因就是我们缺少新技术赖以生存的土壤。缺少一批能精诚合作，不计名利，有远见的科学家。
别人看方舟子，肖传国之间的争论可能比较注重“真”和“假”的区分，我却很担心象肖这样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舆论谴责所带来的长远的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就是使得那些本来想去吃螃蟹的人不敢去试了，因为风险更高，代价更重了。
讥笑创新者的失败是很容易的事，挑创新者的毛病也是很容易的事；而成为创新者，发现创新者，鼓励创新者，支持创新者却常常需要担很大的风险。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90052-367295.html
上一篇：基因组这样的“大科学”能在中国启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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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前面提到那本讲基因组工程的书，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Applied Biosystems 刚刚生产出377型自动测序仪的时候，Craig Venter 就是它的第一批用户。他用这个机器抢先测EST，使得他有本钱跳出NIH自成体系。当该公司又生产出下一代新产品（3700)的时候，又是Craig第一个使用，一下购买二百多台，并用shot gun sequencing 的方法快速测序，成为他和“公共“基因组工程抗衡，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本钱。
新技术的使用者不代表大众(参考博文新技术推广的鸿沟），所以厂家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真正的商业利益。但是新技术使用者给厂家和新使用者一个共同的展示平台，让他们都有机会出头露面，赢得竞争先机。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问题：先用新技术者（如华大一次购买一百多台Solexa）并没有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做出象Craig那样（EST, shot gun sequencing)有独特意义的动作来；而另一方面，广大用户跟进的速度明显慢，对价格又格外地敏感，因此新技术开发公司很难在市场上赢得应有的利润。
我们iCubate技术平台现在在国内还没有，可是我已经多次听到大家（当面或者在博客里面留言）反应对价格的担心了。作为一个技术平台的开发者，我有责任把价格做得尽可能的低，我们也正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不过，新技术的价格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我们，它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如果创新技术不能在市场上得到回报，那就会伤害创新者的积极性，也会助长“山寨”现象，永远拷贝国外产品。看看国内都有哪些国外仪器在大笔大笔地赚钱？钱并不是花在那些最先进的仪器上，而是花在那些”经过考验“的二流仪器。用“一流的价位，买二流的仪器，做三流的课题”，出成果当然就更难了。
要想改变现状，就应该打破上面所说的程序：应该用二流的价格，买一流的仪器，做创新型的课题（这是象Craig Venter 那样的国外科学家常用的策略）；或者是用三流的价格，买三流的仪器，做一流的课题。
从科研人员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力所能及地成为新技术的第一批用户。不过拿到新技术平台以后一定要设法想出一个全新的，别人没有用途，解决一个别人还没有发现的问题。甚至在购买仪器以前就应该想好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创新才更有把握。
从厂家的角度讲，要主动去寻找敢于最先吃螃蟹的人。那些象Craig Venter的人是厂家最宝贵的财富。这就是大家常说的"opinion leader". 他们即是舆论领袖，又是实践先驱。他们的领导地位是他们多次“尝螃蟹”赢得的。就像是战斗机的试航员一样珍贵。他们能率先找到新技术的最佳使用领域，快速完成实验，快速发表有影响的论文。因为这些科学家经常“第一个吃螃蟹”他们也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厂家也愿意以“二流的价格”，甚至免费，把新技术交给他们去使用。
我创业这么多年，碰到了很多优秀的临床科学家，在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都有很多联系。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对我们的新技术提出评估，给出中肯的改进意见，也能尽快地写出的论文发表。比如我常提到的范登堡大学的汤一苇教授就是如此。我第一次见到他谈合作的时候他就“丑话先说”：“朋友归朋友，科学归科学。我不能违背科学将就朋友。我们项目开始就用数据说话，没有情面。这里面有我的专业诚信在里面，不得有半点含糊。”
我还经常在国内碰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本身还远远不是一个Opinion leader的科学家, 他们没有使用新技术的经验，没有论文，甚至连“螃蟹”都没有看过，可是张口就问厂家要免费仪器：“放一台在我这里吧”。如果你是厂家，你能给他吗？
没有钱没关系，只要你表现出诚意，就总会有机会的。
任何一个创新在开始的时候都很脆弱，需要“碰巧”降落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才能生长。这个土地就是能支撑起新技术的首批使用者，他们越强，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找到这片土地，找到最佳时机，要靠创业者的运气和勇气。象基因组工程这样的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很难启动，原因就是我们缺少新技术赖以生存的土壤。缺少一批能精诚合作，不计名利，有远见的科学家。
别人看方舟子，肖传国之间的争论可能比较注重“真”和“假”的区分，我却很担心象肖这样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舆论谴责所带来的长远的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就是使得那些本来想去吃螃蟹的人不敢去试了，因为风险更高，代价更重了。
讥笑创新者的失败是很容易的事，挑创新者的毛病也是很容易的事；而成为创新者，发现创新者，鼓励创新者，支持创新者却常常需要担很大的风险。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90052-367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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