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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公司!公司!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
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引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
采访罗伯特·蒙代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
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未来。
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路。
第二集 市场无限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工业革命创造了相当的一批小工厂主,小企业主,把这群人推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的时候,这些人就痛感国家垄断政策,某些大的商业集团,商业公司,对经济的垄断的活动,是挡在了他们所试图走的那个路上,那么这些人就要求结绑,就是松绑。
保罗·肯尼迪 耶鲁大学教授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保护主义、对外征服以及独家的垄断地位,来赚取大量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第三集 猎富时代
1776年,美国独立前夜。
一本不到20页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小册子名为《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用朴素的文字,激励人们反抗暴政和奴役。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常识》一书对民众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
1904年,美国《企业家》杂志选用《常识》中的一段话,作为发刊词。此后百余年中,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杂志扉页上的这段话,却从来没有改变。它被称为“企业家誓言”: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君子不言利”。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在其他很多国家,这也是令人赞扬的社会品德。
但富兰克林却告诉大家,挣钱不是贪婪,也不为谋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绚丽多彩,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
“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直到今天,富兰克林的格言仍然闪亮在尘世间。对于跃跃欲试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思想解放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呢!
加斯·塞隆纳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
如果从这样一些方面来考虑,企业家是对公司未来心怀憧憬并能付诸实践的人,企业家的目标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资源重新组合起来。这就是企业家的定义。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在市场经济当中,面临着不确定性,这时候需要有人高瞻远瞩,看清未来,具有这样一种素质的人就是企业家。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法律、文化不鼓励人们冒险,不鼓励人们创新,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企业家。
正如古代雅典人说的那样:承认贫穷并不是可耻之事,不努力去克服贫穷才是堕落。
自由竞争,把全社会最有奋斗热情的人筛选了出来。这些曾经饱受贫寒、生活在特权之外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迸发的创造力让世人敬仰。
“和比自己强的人合作,而不是和他们战斗。”这是卡内基一生信奉的“常识”。他还特意撰写了一句话,让人刻在自己的墓碑上:“这里躺着的人,善用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合作是理性的成果。
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普通人,没有权利阻止其他的普通人获得成功;一个通过社会赋予的自由而登上舞台的公司,没有权利控制其他公司的自由。
无论是谁,如果成了自由的扼杀者,最终受伤害的,也将包括他自己。
路易斯·高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基本上美国强调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收入和财富可以不一样多,但是机会必须要平等。
一个没有企业家的国家是贫弱的,一个不能诞生伟大企业家的时代是缺乏创造力的。当企业家的慈善成为一种反哺社会的集体行为时,便事实上地形成了对贪婪的社会平衡。
第四集 进步之痛
公司曾经获得了那个时代最大胆的胜利。人们对公司的狂热曾经就像一次集体朝圣。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世界在19世纪一百年中所发生的改变远远超过此前的三千年。然而,正因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时面对与进步伴生的矛盾、冲突甚至灾难。
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第五集 危机时刻
莲娜·阿赫塔尔 美国金融博物馆档案主管
金融是这样一种机制,需要钱的人可以从想投资的有钱人那里得到钱,不错,银行是这个机制的一部份,股票市场也是。华尔街基本上是一个引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
所有的公司都是为了赚钱。这可能就是公司的原罪,人们做生意就是为了尽可能为自己赚取最大的利润。
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经济学的一次“革命”,有人称其影响就像是哥白尼对于天文学、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因为,它改变了此前一百多年中只由市场之手调节经济运行的理念,从此,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必要作用被重新估量。
“无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经济危机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司,都会在危机中寻找商机。
第六集 谁执权杖
战后的世界,迎来了一个大公司竞争的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利润。管理是公司创造并自我消费的产品,也是每一个成功组织的必修学问。
究竟谁说了算?决策又如何执行?权力的分配、制衡和传承,对每一个渴望长大、向往永生的公司来说,都是必须跨越的制度门槛。
只有时刻活在生死线上、站在悬崖边上的公司,才会拥有自我更新的主动意识,才会以非盈利组织所不具备的内在冲动,开辟出崭新的管理模式。
正如斯隆所说:“在独裁者的领导下,一个机构是不能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组织的。如果独裁者知道所有问题的所有答案,那么独裁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没有独裁者能做到这一点,将来也没有人能做到。”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以职业经理人出现为标志的。在过去由所有者掌控公司,其实公司的生命和所有者的生命实际上是捆绑在一块的,这样就不利于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能力进入公司,而职业经理人进入到公司的管理岗位上边,和所有权实现了分离,这两权分离,就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它可以延续下去,它可以从一个最优秀的人手里发扬光大。
职业经理人真正走上大公司的管理舞台。企业的命运从此超越了血缘和运气。
美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当一个企业中层和高层皆为领取薪水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便可适当地称为现代企业。
公司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这场革命,逐渐影响到世界各国。
罗格·马维蒂 康兰公司首席执行官
下一代人不一定能够和上一代人一样聪明,一个人可能是成功的创业者,但他的继承人,儿子或女儿,却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天赋。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族代代都有才人出。公司可以传给子孙,经营公司的秉赋却不一定能遗传。
要想实现“公司无限大”和“公司万年长”这两个梦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显然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一个开创了公司的人,能为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离开。
1956年,当职业经理人斯隆先生带着荣耀退休时,通用汽车公司选出了新总裁。斯隆坦然承认:“雀屏中选的不是我想要的人。但是,这个人选我无法反对。”
他坚信那句老话:“别让现任者指定继承人,否则你得到的将只是二等复制品。”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说: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20世纪中期,作为公司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公共学问。
当所有权日渐分散在大小股东手里,习惯了搭便车的股东们关心的是股票价格而不是公司经营;经营权都交到了经理人手里,却没有能够真正制衡经理人的力量,权力和责任的失衡,供养了一批现代帝王。
但是,在重新寻找责任人的时候,可以挑选、可以评判、可以撤换管理者的现代公司制度,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可依赖的纠错、校正系统的提供者。
路易斯·高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从2007年到现在的大衰退期间,出现了很多对经理人的批判,但取而代之的还是职业经理人。我们不会退回到从前,因为这已经是更好的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职业经理人和风险管理者。在任何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中,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企业是这样,政府也是这样。
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和时效。对任何组织而言,当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信任被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是求取新的平衡,建立新的信任。
第七集 各领风骚
面对强大的美国公司,松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他对属下说:从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要以一个世界人的眼光做出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必须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长,才能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
人们发现: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
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
自明治维新以来,主导开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阶层就意识到,思想解放是国家进步的根本。
堀真清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只有公民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立国和使个人独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有很多方式能够帮助立国,但福泽强调必须重视经济。
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法》强调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但也赋予了民众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规定:“日本臣民,其所有权不受侵害。”
橘川武郎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从根本上来说,欧美注重个人主义,股东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经营者也只是考虑自己,考虑个人的升迁。而日本人认为,只要公司壮大了自己也会变强。把个人的命运和公司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来,这是最大的不同。我想亚洲其他国家大概也是一样的。
1946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中,天皇只作为国家象征保留,特权和身份制被彻底废除,平等原则被明确写入,同时写入《宪法》的还有:“财产权不得侵犯”。
丰田汽车的生产线上,有一根特别的拉绳,被称为“安东”绳。任何一名员工只要发现异常,就可以拉动绳索,停止生产,以防止次品流入下一道工序。
拉动安东绳的责任和权利,让工人不再只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再是可以任意替换的一个标准化零件。
他们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情感、被重视的人。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沿一总结说:日本企业的成功,远不只是公司歌曲和终身雇佣制度,而是在组织中重新发现了人。
归根到底,公司并不是豪华建筑、财政利润、战略分析和五年规划。而要想调动人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无形胜有形。
但文化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善于学习和开放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堀真清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既留下已有的东西,同时引进新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文化的混杂性。日本人很擅长引进新鲜事物,所以能够在自由运用新事物的同时,也不会丢弃已有的东西,而是保留它们原有的形式。新事物和旧事物,在这种并不冲突的状态下演化至今。
艾拉·杰克逊 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
日本公司首先关注人,他们认为管理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数量为本”,或者“以利润为本”。他们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创新力,他们倾听顾客的声音,不断考量自己的价值,是否有利于股东,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公司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利润增长点。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公司从文化中收获的利益,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企业文化的内涵被迅速而充分地延展。
人们纷纷向各自的文明中去寻找,用美好的价值重组公司,用高贵的精神锻造公司,用超越利益的公共品质包装公司。这一切所取得的成就,是仅仅依靠硬性管理无法到达的高度。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每个公司都必须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文化,这些因素吸引着员工努力工作,吸引着消费者忠于品牌。事实上,公司必须注重软实力,注重公司的吸引力,这样才能汇聚到公司所需的资源,销售他们的产品。
斯图尔特·布鲁明 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一种普遍价值,在美国被大部分人接受,这种文化价值观是,强烈追求利益、机会和创新。
安德烈亚斯·雷默尔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管理学教授
美国的管理文化与日本截然不同。美国有更加自由、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的管理文化,能够使个人得到发展,更注重个体而不是集体。
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惟有更好地调动起自身文化中激发个人潜能的优势,更好地解读人与组织的关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
作为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日本完成了文化的嫁接、融合、新生,日本公司也从公司文化的自觉践行者变成输出者,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它似乎还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每一个国民,决定了它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的位置和高度,而这一点,将深深地镌刻进本国公司的文化中,成为其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历史再一次表明,惟有更具原创力的文化基因,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
第八集 创新先锋
事实上,自从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呈现出几何级数。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
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开发经费出自跨国公司。2006财年,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为1320亿美元,而美国公司的研发预算则达到了2000亿美元。
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因为,在创新活动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大于技术。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万尼瓦尔·布什在1945年发表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经典之作。报告要求国家制定政策支持科学事业,同时又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中保障自由探索精神的必要。
保罗·欧德宁 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基本上,硅谷里的公司都只关注未来的发展。没有人会回头看旧的技术或模式。你的下一个产品才是重点,而非上一个。关键是重新发现自我,发掘新的市场、不断地成长。
公司随生随散、分化变形在硅谷逐渐变成惯例,人们通常认为“工作是为了活着”,而硅谷人认为:“活着是为了工作”。在这里,创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失败被视为一种值得彰显的资历,因为那表明你曾经尝试过奋斗。
史蒂夫·布兰克 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
在这里,失败并不丢人,反而是荣耀的徽章,你经历的失败越多,人们认为你的经验越丰富。
加斯·塞隆纳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
这就是硅谷的魅力之一,因为即使你的企业失败了,只要你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对得起你的员工和投资者,你就可以起来,拍去灰尘,开始一次新的尝试。
凭借一个新技术、新想法,就能获得投资开创事业,这在硅谷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有人评价道:正是风险投资,让硅谷“创造了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大量的合法财富。”
史蒂夫·布兰克 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
风险投资者的介入,不是因为他们好心,而是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贪婪的资本家。事实上,正是创新和贪婪的这种交叉,才使得硅谷迅猛发展。
加斯·塞隆纳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
硅谷是一个奇迹,当我们谈论硅谷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谈论的是创办新企业的平等制度。
汉斯—皮特·米勒 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学教授
公司往往带着他们的远见和计划闯入一片已经稳定的领域,并且会彻底颠覆这片领域,很多原有的公司因为他们的出现而破产。这些新的公司成为市场领导者,这就是毁灭性的创造。但这也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活力。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要鼓励创新,我想诺斯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什么样的一种制度是最能够刺激、鼓励人们的创新呢,就是他创新对社会的贡献和他取得的回报,这之间越一致,差距越小,越能够鼓励人们创新。
第九集 本土雄心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第十集 地球无疆
全球公司或许仍将代表公司最好的那一面:提高生产力,并因此而改善各地区、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但它也时时表现出公司最令人忧心的一面:超越了国家的巨型组织更容易远离道德和约束。
哪里成本低,哪里有需求,公司就千方百计去哪里。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的简单的逻辑。正是这个简单的逻辑,一点点改变了世界的样貌。
大前研一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校长
我最先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这个词是我创造的。20年前我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竟然会有这么多国际化的大公司出现。
皮埃尔·道克斯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
一个封闭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将会被创造力所打败,创造力产生竞争,使人们总是想竞争、想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反思。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公司,历史性的机遇都稍纵即逝,它只属于那些引领潮流的开创者。
约翰·奈斯比特 未来学家
全球竞争对消费者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来自全世界的生产者都在竞争,看看谁能把产品卖给像你和我这样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产品变得更好,价格变得更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就是消费者。
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要在竞技场上长久保持领先者的席位,惟有创新。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技术。
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活动的大舞台,大家都可以登台,扮演着某个角色,台词甚至剧目并不雷同,但没有人能演独角戏。
没有人能够断言,处于矛盾、机会、合作、分歧种种复杂境地中的公司,最终将会走向哪里。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回头。
没有人能够预测,在财富、权力、科技、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公司还有多少可以被激发的潜能。我们只知道,未来总在想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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