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战中，国防科技进一步发展。法国的空军和德国的潜艇还有英国的坦克的都赶到一定的作用，另外德国把化学武器也派上用场。马克沁重机枪造成了一战中70%左右的伤亡，这些武器的战绩促进了各国政府在国防科技上的关注和支持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批科技工作者应征入伍，战争观念对威胁着自由创新的科学观念，阻碍了科技的发展，但是在客观上提高了从事国防事业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地位，加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一战以后，这种情形得到改变，政府减少了对相关科技的投入。美国的情形不同，大型企业的科研中心，科研型大学的增多及技术人员大批培训；虽然英国在民主、福利上的措施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从马克思在1878年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对英国工人的抱怨“英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的的附庸”可以看出劳资矛盾的缓解，社会环境好转，但是由于英国把大量资本输出到国外，如在印度大修铁路，这必然对国内的科技研发工作重视不足，因而在科技上逐渐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在经济上也被美国和德国超过。在战争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在英国和美国先后获得了选举权，这是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提高的最好表现。

一战后，大批士兵复员，作为工人和技术人员回到工厂，加入到生产中去，世界知识传播体系也重新正常运作，在基建和制造设备的需求刺激下，世界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世界市场和世界金融的一体化，这个条件是建立于发达的交通、通讯基础上的贸易与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对于利润的需要，会主动地开辟市场，创造财富，即“经济侵略”，这一点体现在工业资本上非常明显，可前沿的工业技术是不会传入殖民地的，因为会引起与自己的竞争，所以只是从对殖民地倾销商品及自身的发展受益，而很少从殖民地的进一步的发展受益。银行业的发展促成了金融一体化，尤其是欧洲，在1873年的危机中马克思认识到“法兰西银行简直成了英格兰的分行，一旦伦敦证券交易所出现告急，大量的法国货币就会自动涌入”。这当然是由于罗斯彻尔德家族的内部扶持，但是也反映了世界金融间的联系紧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得一国的经济波动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国，在1929年的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有多种理论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作出的解释，而对其原因的深层分析要从市场经济的运行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认为人是自私的，从这一观点出发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而在其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又从人富于同情心出发，宣扬人的博爱精神方面，虽然他对此作出了解释，即同情是建立在利己心基础上的同情心，很明显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由此两方面不断各自发展，一般的革命理论，和平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宣扬人的利他性；而法西斯则不是，它建立在对武力的公然肯定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宣扬民族、国家的利己性。

关于人性与经济制度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首先，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中个体具有独立性与团体性，前者是个体的固有属性，而后者又是社会的固有属性。许多人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先入为主动地把人分为“自然性（或动物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并往往会把人的独立性做为自然性来思考，但是在实际上并非如此。个体独立性是由于人类的创新性特点为基础的，在没有创新的动物社会形态中，独立性必然难以存在。社会中个体独立性确定的是交换的必然性，而交换规则是建立于团体性基础之上的，这个规则就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欺骗、掠取或者平等基础上的双方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博弈。在经济学上，交换主体的差异被掩盖了，认为交换的双方是平等的，重点研究交换的内容及互利；而在政治学上，交换的内容被掩盖了，重点地研究起交换主体的动机及不平等的基础。

交换的媒介是货币，然而货币并非交换必须的。一战后鲁尔区的煤堆积成山，德国向战胜国提出要求，把它们换成食品以救济失业者，这与海湾战争中石油换食品类似；在内战末期国统区居民由于不信任纸币而采用大米作为交换尺度；在文革下台期间，邓小平更是在大街上看到穷困人家被迫用女儿交换食品而大受刺激。这说明货币在交换中并非是必须的，它的出现是交换效率进一步提高的客观需要。对于劳动（生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能够全部为机器所替代劳动的为一般性劳动，不能够全部为机器所替代的劳动为创新性劳动。而对于生产劳动，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即创新性的劳动根植于一般性劳动之中并逐渐发展取代一般性劳动。马克思所侧重的是一般性劳动，这种劳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意义逐渐下降，邓小平所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代表对创新性劳动的重视。

生产（劳动）、交换、分配与消费构成经济的整个过程，学者关注的是四个经济过程的侧重不同，但经济的客观规律其实是经济的整体效率的规律，由于这四个经济过程是由货币联结起来的，并且由于各种劳动的不同及其相关性而使货币流通的形式和结构均不相同，构成了复杂的整体经济运行结构。但经济的整体效率可以用货币利用率来体现，即货币利用率的提高会导致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从还原论来看，社会可以分解为各种对立的矛盾，其中主要矛盾的转变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主观地认定社会必定不断发展。而并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整体是一个系统，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以通过系统间的联系放射到整体，而系统论对社会关注的是构成这一系统的最普遍的联系。并且虽然社会系统有其优点，但是不排除系统不能抵制内外破坏力而崩溃、消失的可能性，如玛雅文明。当然，相较于古代社会，我们更关心对于内外破坏力抵御更加坚强的当代社会。

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可以得出以下观点。物质能的摄取是个体存活的基础，物质能通过劳动可以被大量开发并转变为经济能，经济能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它通过物质能的交换形成。在社会中对于经济能的的交换和分配要按照熵最小的原则进行，而管理和信息则作为负熵输入社会，即为了使经济熵降低，社会对于经济能不断增加的需要与管理和信息不断输入的需要是同时的，而社会中个体不断增多及不平衡发展而使社会整体的熵不断增加，于是形成了这种模式，管理僵化和信息阻碍不能把经济熵降低到一定水平，于是经济能就以降低的方式使社会经济熵降低。这种模式被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在交换当中货币本身代表的是物质能转化成的经济能，经济能的增长要与货币的发行量增长形成一定比例，而货币的流通效率则代表经济熵的高低，如果货币流通畅通则经济发展，如果货币流通受到阻碍则经济倒退。在实际操作中，货币在与经济能成比例增长时，为了提高其利用效率而产生了虚拟货币，即形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代表着货币流通效率的提高，然而虚拟资本的泡沫，则代表货币的无效流通，反而使货币流通效率降低。

从这一观点出发，货币流通严重受阻，即社会资金链的断裂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这包括：大量社会成员赤贫化的形成，社会投资需求的降低这两个内在原因，由此而引发资金流通效率严重下降，导致社会的经济能的大量降低。据此推断，经济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也可以有经济危机的出现，只不过被剧烈动荡的社会危机所掩盖。我们由这一理论出发分析1929年的大萧条条件是如何形成的。

由于得到美国的贷款，欧洲的技术、管理人员使社会生产迅速达到战前水平。美国本身没有受到大战的太大影响，民用科技加速发展，生产率大幅提升。大众文化日益繁荣，好莱坞影视娱乐使许多电影演员获得了全世界的知名度。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成金融资本，使资金利用率增加，金融资本通过参股和控股扩大影响，促使现代企业管理和以科芬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美国的繁荣使得对于大企业主动进行鼓吹的声音很大，企业史的研究工作正式纳入历史的一部分。一片大好光明的背后悄悄地起着变化，社会资金链条开始不断绷紧，终于在最薄弱的一环断裂，随之而来的是资金链的整体停滞，社会经济大幅倒退，社会动荡不安。各国相继抬高关税抵制进口，贬值货币增加出口，贸易纠纷、债务纠纷不断，各国关系恶化，由此形成了第二世界大战的国际环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征收达60%的所得税用于财政，这一政策在战后维持了相当长时间，客观上抑制了社会贫富分化。梅隆财团的首脑梅隆担任财长后，改革税收计划把所得税从65%降低到20%，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资本家通过各种方式压迫工人时，工人也通过各种斗争获得各种权益和福利，这即是劳资矛盾的博弈过程。而在经济危机中失业增加，导致工人工资降低，虽然降低生产成本，但使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始终落后于总体经济增长，并且积蓄不多。

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与以前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1929年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以前的经济危机都是相对过剩。在1929年之前，普遍采取利用工业对于农业的“剪刀差”不断地扩大市场，增加工业发展，于是农业逐渐沦为工业的附庸。在1929年前，美国的农业基本亏损经营，经常有农场破产而致农民暴动时有发生，难以再对工业提供剪刀差利润。大萧条之后，罗斯福实行的新政中开始工业对农业反哺，今天的中国农业不交税等保护政策也算是一种反哺，但如果农业经济结构本身不合理，则施行时机有些早，非但得不到使整体经济提高的回报，反而可能会拖一下整体经济的后腿。在1929年之前，小企业过多，使得社会资金链过于分散而不稳定，这也是引起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所以一般大企业和大的银行会在经济危机中对小企业进行低价收购和兼并而获取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金融垄断。到1929年时，垄断的程度已经相当惊人，所以大萧条由于绝对的过剩而使大企业也自身难保，损失惨重。

以上两点是内在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整体经济债务化，即依赖于预期收益而进行的企业对于生产，个人对于消费的负债性投资，企业为了占领市场，获取更多利益而大举借债，高负债经营；个人则为了更好的物质生产而从银行获得分期付款用于高档商品，好比如今天的房奴。再一点就是对于证券的投机，投资于证券得到股息等收益是一种投资，它本质是社会资金的更高效流通；而证券投机则是从其在市场上的升值而获益，本质是财富的集中，表现在货币流通上属于货币的无效流通，增加了经济熵。对于证券，要坚决提高印花税，但是要降低股息所得税，以鼓励投资，抵制投机。整体经济的债务化趋势使得社会资金链越绷越紧。

世界市场逐渐饱和，由于运输成本极为低廉，产品在运输中的损失很小。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压制殖民地的发展，从而使殖民地成为其产品倾销地，殖民地的落后科技条件而不能够创造财富，因而没有设备、交通与基建方面的大量需求。发达国家制造设备的折旧期相对长，从而延长了社会经济循环的周期，同时也抵制了科技研发的进展。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借助剩余的人力、物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使各设备的折旧加快，从而促进科技增长，但由于与科研联系在一起，投资加大，这必须获得政府的补贴才能产生更吸引企业的利润。于是在市场饱和以后，社会陷于恶性竞争，结果使经济倒退而平衡了供需，而没有把多余的人力、物力用于科技研发。

在1929年证券危机前6个月即有工业产量的下降，银行信贷注入证券市场，美联储的财政原因，为了限制投机而制订的紧缩银根政策，而不是提高交易税。这一措施对于投机活动影响有限，在美联储调低利率后，由于产品价格的下降而没有产生积极影响（有学者认为实际利率反而不断升高）。当时社会资金链处于一触即断的状态，由于负债化的经济对于预期收益过度依赖，虽然这种方式最大程度地挖掘了社会的资金利用潜能，但是对于社会资金链的依赖程度过高，于是社会资金链的过高绷紧状态而使证券暴跌产生了级联放大效应，当时其实采用的是金汇兑制，实际虚拟资本大大提高，银行为了利润又把大量信贷投放到证券市场，证券投机的崩溃使投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和贫富分化的进一步严重，银行信贷大批抽回，并且银行遭到挤兑，于是企业和个人还不了债，银行也收不回贷款，最终引起了资金链停滞，引发大萧条。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使得美国的资金链断裂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链断裂。为了应付危机，美国银行收回短期德国和奥地利的债务，引起全球的经济危机，德意志银行由于数十亿马克被提走而破产，维也纳银行倒闭，德证券交易所关闭连锁发生，而外国银行的破产最终又反过来影响到美国银行。

在危机开始蔓延阶段，许多政府官员都以为以往常一样，属于正常经济波动的低潮阶段，引起一下企业购并就会过去，但是猛烈的经济倒退出乎他们的意料。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导致严重的政府财政缺口，通过印发纸币是必然的出路，由于法律制度的成熟，并未出现通货膨胀，整体上仍表现为价格大幅下跌。出于对纸币的不信任，黄金的需求增加而导致各国政府黄金储备减少，由于黄金储备的降低，金本位的取消，且宣布货币贬值，并限制黄金出口。1931年，英国、日本相继宣布货币贬值，由于出口的商品在原有的价格上可以换取更有价值的外汇并兑换成黄金。即商品更加廉价，出口贸易的实际效益更加明显，货币贬值双可引起外国进口的产品减少，这又增加本国工业的活力。但是各国相继宣布货币贬值，反倒使得人们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信心降低，并且使贬值政策的意义并不大。需要注意的是，货币的贬值是以较少的外债为基础的，当然，也可以像当时的英国那样，在美国威胁索取外债向英国的货币贬值政策施压时，英国政府拒不归还。但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可以，如墨西哥货币贬值后外资大批出逃债务又增加搞到经济衰退；再如泰国，受到索罗斯的阻击而使货币贬值，同样外债偿还困难，大批外资出逃引起经济衰退。在保守派胡佛的领导下，1930年，美国通过斯慕尔-霍利关税法，顽固地提高关税到53%，以保护国内贸易，引起了一场世界关税战。

由于经济形态一再恶化，社会两极分化，苏联形式的革命一再爆发；各国矛盾加剧，又使法西斯主义也成为许多人信以为可以改善局势的真理。在这思想混乱的社会中，罗斯福以新政的口号赢得大批拥护者，被选举为总统。新政的施行标志着政府开始积极地调控社会经济的开始。新政的重点在于“劫富济贫”，重新建立社会奖金链的运行包括：机会平等，实行超额累进遗产税制，超额累进所得税制，征收奢侈消费品税等新税种；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证存款人的利益；禁止信贷投机股票；在以工代赈、房屋补助、养老保险等方面立法；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刺激消费。另一个方面是节约人力、物力：减少农场的种植面积，以农业调整法规定农产品价格，政府予以农产品保障，实行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用于提高整体社会生活水平和用于科技研发。

而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则采取军国主义的方式，大兴军备。德国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全面的工厂开工来生产武器，即使这样也远远未能满足德国在二战中的武器需求（相对于同盟国而言），最终导致其失败。日本采取侵略中国东北，并进攻上海的方式解决危机，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武器生产，最终大量的航空母舰、飞机被击毁，陆军的武器生产更是严重不足。在诺门坎战役中，仅有的装甲师团被歼，德国的战场观察员评价日本军事力量“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虽在亚洲威风一时，但在美国的压倒性工业优势和技术优势面前，最终投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