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我做了不少探讨，并明确阐述了：1）教育模式和2）社会机制2个方面，以及教育的能力传授与研究的创造活动存在区别，关于1）和2）的观点，查到出版的有关研究生政治考试资料，也复述和引用了这些观点；因而，仍然不在理论，而关键在实践，向发达的教育、科研体制学习，引进体制可能尤其是关键。 

20世纪80年代，几乎同时，李约瑟到厦门大学做讲座，而我购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 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从事科学研究，应该是很好的启发，也就是有关“概念”的思考。对于“科学”及其概念，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并形成不同阶段的范式，科学面向的是未来和未知，属于发展的概念；重要的不是纠结什么是科学，而是如何发现新的科学知识、理论和机制等。

关于李约瑟-钱学森之问，我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产生不了诺贝尔、瓦特、西门子、爱迪生、贝尔等发明家？科学的特征有2个：1）自洽与逻辑和2）求证与检验。科学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探索，离开了实践（可控操作则是实验）就只能是哲学的思维。关于什么是“科学”以实践为标准，走进实验室思考，也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设备、仪器等条件，那么，技术发明、艺术创造和哲学思维的条件或环境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背景，能够产生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等科学家和数学家；但是，仍然没有产生莫奈、梵高和毕加索等艺术家，以及培根、康德和杜威等哲学家。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是哲学，而且，可能是西方宗教走向未来的东方诠释途径。去紫金山，也许能找到有关学问家或知识化社会的理想答案，即，儒家的“大同世界”观与西方的文化观念相通。“儒学、佛学、道学”等，以严格定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宗教，而是哲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灵魂，现代化过程新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如果，研究“科学”的概念，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是必读之物，尤其前苏联“李森科”的那段历史。概念不清或概念过于僵化，就可能陷入了一个思维陷阱，如，医学（medicine）不仅需要建立在科学的方法基础上，而且也需要技能的艺术（http://en.wikipedia.org/wiki/Medicine）等。“学”不一定是科“学”（science），乃至不一定是“学”科（discipline），而是指各类型的学问乃至教学等，如，“义学”的概念等；但是，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语文和数学的课程教育，在中小学、大学教育阶段就欠缺扎实，导致了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以及伦理精神难以建立起来。

哲学往往是分析和阐明概念，笛卡尔阐述的概念澄清的方法，其实，就是有关概念和创造思维内在的精神来源，有概念不一定有词语（贝塔朗菲的系统方法研究生物学概念），有词语（1910年“合成生物学”）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概念（工程方法的系统生物学）。概念往往在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定义，然后，展开理论和推论的探讨；然而，关于“科学”的概念，则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深入研究，这已经是一门专门哲学，也可能一旦钻进去了就可能出不来了。研究科学哲学，我也仅仅是一段时间，为了探寻生命科学新的方法；然后，尽快从里头出来。我也可能是纠结于物理科学的逻辑和推理方法，从而，用了几十年来探寻生物学和医学的新方法体系，才走进了科学和文化哲学的探索与思考；然而，最终还得从哲学走出来，才能进入实质的科学研究。

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作为一个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直接在导师的指导下，依据已经形成的方法和技术乃至课题方向展开的科学研究，尤其不可能或不需要深入科学哲学的研究。引进人才，尤其高层次人才，也许是引进名师或高徒；然而，只有建立创新型社会体制，才可能是突破权威思维的突破性创造、发明能够脱颖而出，从而，奠定未来科学发展的新起点。

-（科学概念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