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论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

科学不同于体育，无论何种语言发表，只有第一，而无第二和第三；因而，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如何才能够使人才辈出呢？

吉布斯正则分布定律，能像爱迪生那么多发明创造的人才，而且，发现了爱迪生效应，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可能也就爱迪生了，一个科学家或发明家，一生中有一次创造或有一件发明，也就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或发明家了。

因而，李约瑟惊叹古代中国大量的发明创造，又惊奇欧洲近现代的创造发明，而再没有出现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很令人难解的难题；因为，即使像中国古代经验科学、实践技术的发明创造能力也几乎在中国消失了！

问题，到底何在？钱学森之问，又一次将这个历史难题提到议题上来；因而，导致了这几年的社会考察、历史研究和再次思考。

以及，亲身经历的过程，不得不引起深思！

首先，创造发明从思维和方法的定势和习惯尚未形成的年轻人开始，在现代社会受科研条件和经费、发表等许多因素制约的时代，往往处于劣势。

其次，已经取得优势地位和经历娴熟的科学研究、发表和管理训练的科学家，更容易发展和完善已有的研究和方法，从而，很快取得学术共同体的领导地位。

另外，科学思想（thought）、思路或想法（idea）与实验发现、技术发明，也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技术和工具可以实现或带来旧想法的新结果。

因此，科学进步，存在一个继承与发展的信息链环、知识交织的网络结构谱系。

比如，系统生物学的提出与发展：

首先,贝塔朗菲论述系统论和数学方法的开放生物系统研究，但提出的是“有机生物学（organism biology）”词汇，然后，1968年系统论与生物学会议召开和“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词汇提出。

其次，20世纪80年代，我任教动物学时讲述形态发生的拓扑学，开设生物科学与心理学的哲学、医学遗传学等讲述物质更换和能量流与细胞发生等系统论观点，以及发表系统医药学概念和基因与神经双向调控、节律与形态转换oscillator模型等；但是，由于教务科听课说不应该离开课本讲自己的观点，于是，决定去研究所，不再在大学任教。

其三，自中学、大学到任教以来，几乎不赞成课本之外我自己的观点，即使不与教科书矛盾，而每当提到新的概念和观点时，一般立即的反应是问“国外有吗？”，如果没有就必然认为是不对。

其四，至于权威刊物，无论中文或英文，都无商量余地不予发表，刊物主编是好友，也不敢冒险，即使绘制概念图，作为美术作品寄给国际刊物，也被拒绝发表 – 而今却成为合成生物学的经典概念图设计。

其五，即使1996年我任大会秘书长组织的国际会议，同仁也不赞成英文版论文集直接刊登我的观点，在大会报告上代表们也是以惊讶眼光来看，1996-2000年大规模国际通讯，起初也只得到极少数科学家的积极反应，在海外的实验室里辩论一直持续到2002年。

其六，1996年-1999年国际上没有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发表，即使“systems biology”词汇也只1968年和1993年出现过2次，1992年和1994年是我的系统医药学、系统生物工程和系统遗传学，胡德、北野宏明可能是从系统生物工程而到系统生物学词汇，故而，都说是自己提出。

其七，2000-2003年国际上开展大量直接的文章辩论，很多生物化学系统、控制论和代谢工程研究，以及计算机方法数学建模的科学家，都声称自己的研究就是系统生物学，并纷纷举办会议和建立研究机构。

世纪之交，实际倡导的是理论、计算与实验、工程方法结合的研究概念，并不是单独的计算生物学和数学模型方法，或单纯的基因和蛋白质差异表达研究；然而，计算和网络生物学、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等，仍然基本上独自发展。

-（海内外印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