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自从我每天往返宿舍与生物馆，路过人类博物馆和鲁迅雕塑时，加上李约瑟来访厦大作报告，我就不得不思考中国和人类文化的历史。

中学时代，可以说是欧氏几何、牛顿力学、爱恩斯坦相对论、伽莫夫大爆炸宇宙论等，以及电磁学和仿生学等，将我带进科学的世界；但是，真正决定我的兴趣，而是儿童时代就开始思考的生命和心灵问题，1972年翻阅大量中西医学精装著作是关键性的影响。

因而，贯穿在我一生中探讨的是中西文化和历史演化，企图找到生命及其心灵的本质和起源，以及人类文明的演化逻辑与历程，尤其，中国与西方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欧洲的系统思维、图式（schema）理论开始于康德、莱布尼兹，物理学从小孔成像实验和声音波动理论到电磁场理论等，又从心理物理学形成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派；然而，这两条路径的源头都是中国。

无论是天上的星象图，地上的洛河图，或是人体的经络图，都可统一到雪花枝蔓、钻石稳态和四色定理等拓扑、网络和图论的几何模型，以及镜中镜、万花筒和一种偏心轮绘画仪等迭代方程，这就是系统生物学典型的方法。

中国象形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差异 - 在思维上体现为单元分析与图式（pattern）关系。现代系统生物学与医学，已经深深烙印上了东方思维模式 - 图论和网络拓扑学 - 取类比象、结构同型的图式（schema）逻辑方法。

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包括系统医学、系统遗传学的思考，实际上是这个文明历程探索的产物，也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学的试验。也就是说，近现代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一定也是建立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基础上。

这就决定了我的探索路径，去以色列、德国和英国，而后，回国到山东、江苏、安徽和江西，寻踪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轨迹。

然而，一旦，建立起来了新的科学范式和文化模式、管理体制，就可以脱胎于以往的东西方文化或来源的孕育母体，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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