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现象，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指的就是这种越是能力强见识广博越是气量大，也好比大森林与小树林，越是科学和文化繁荣越是能容纳百鸟的争鸣。我的几位好老师，尽管不是什么著名学者，却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教诲。

第一位是中学生物学老师，他与我的其他毕业于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老师不同，毕业于一所至今我都想不起的普通大学；但是，他教到光合作用时，说到：如果有人能够发明那样的人造工厂生产粮食，那人类将给他雕塑的不是铜像，而是金像。那时，我记得好像看过《第8个是铜像》的东欧电影，印象更加深刻。

第二位是在中科院微生物所，他肄业于北京大学，在80年代留学或访问过欧洲和美国，然后，带回了国内第1个质粒DNA，后来又购置了国内第1台DNA合成仪、第1台测序仪、第1台细菌自动分类仪、第1台差异显示分析仪等，他常说的是：看人看优点，用人用优点，向学生学习，向年轻人学习，也是至今难以忘怀的教诲。

第三位是在德国，他毕业于哥廷根大学，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哥廷根的传统 – 冰上自由舞蹈，提供一个自由和独立思考与研究的空间，很多文献是我找来与他讨论，而至今能够不忘的是对我的一个评价：你有一千个ideas，但你只能做一个。

然而，也有负面的情况，比如，关于系统生物学和系统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争论，反对和不愉快的情况比较多，甚至有说到：在中国那样的环境能有创造性的研究吗？*但是，通过互联网的规模化通讯之后，却完全不同了，许多搞生物信息学也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科学家，也有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回复的是“cheer!”和赞成。

90年代在国内的情况几乎没有反应，但仍有数人使我记忆犹新：一位是1992年在中西医学比较研讨会我发言之后，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读了5年中医和5年西医的一位博士立即叫我会后一起喝啤酒；一位是中科院发育所的干细胞研究的博士留学美国之前会面特别谈到我的结构论；一位是1996年上海农科院的一位教授也是我们转基因动物学会7个筹委之一表示对我的遗传学发展3阶段观点表示欣赏。

但是，在争论中，遇到最大的危机是如果仍然只是一个学生，你的观点与老板相左，许多西方科学家也同样会把学生只是看作他/她的手脚延伸，也会主动询问学生的观点，但如果观点相冲突或老板不赞成，几乎你只能放弃而服从或者请你走人。

注*：所谓创造、创新或创立等，必须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有第二才能称之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