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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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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这篇文章是20多年前的1990年发表在《浙江学刊》的，写陶渊明自然称情之追求。看来喜欢这种感觉至少从那时候就开始了，难怪如今老是喜欢浪迹山水之间的那种散漫无拘。这会把它贴出来也算是一种自我追寻吧，文章太长所以三节就三次贴完。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毕竟30不到人还年轻，文字青涩一些文章也写得年轻缺少历练。而且以今天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论文检查的要求，至少在注释的格式上也是不合格的。还好俺们是内容重于形式者，也就不管它啦。
陶诗重性情论
一
陶渊明并没有专门的文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没有什么确定的主张。相反，如果参照其人生及创作，我们会发现陶渊明的艺术追求其实是相当明显的。他曾作过一篇著名的《五柳先生传》，“时人谓之实录”①，后来人往往从中窥测陶渊明的个性风范，盛赞其高趣。其实在这篇实录小传中，作者不仅描述了一种个性与人生向往，还透露出作者的文学观念与创作追求。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尝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以今天的眼光看，实际上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态度，他所注重的是个人性请与文学作品的契合，借读书以抒怀；同时在创作中也以“自娱”为目的，而“自娱”的途径又在于“颇示己志”，充分表现自己的性情。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了陶渊明的文学观念中性情的重要地位。这对我们研究陶诗，从创作主体上深化认识不无意义。
事实上，陶渊明的这种文学认识并不是空泛或者偶然地表达。如果究其整个人生来看，更可以说这种认识乃是作者始终如一的追求。作者在《感士不遇赋》中曾自谓人生“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人生可以有不同选择，而进退存亡的根本却在于“称情”。在这里作者把“称情”置诸于人生的最高层次上，“称情”便是取舍的原由。“称情”实际上就意味着任性。这可以说是对魏晋以来名士风流追求放荡形骸的一种继承。关于这一点史书记载颇多。《宋书.隐逸传》载：
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这简直是一种不可企及的风范，由中可见陶渊明其人之性情。蓄无弦琴，已不在于形式，但能寄意，也就是抒发了性情便是目的。所以每有酒适，也就是最富于性情之时，便慨然抚琴。至于酒醉麾客自去，则更是一种脱洒任意性情真率的表现。陶渊明不仅日常生活中如此，在他的仕隐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尊崇个性，不愿委屈累己的特征。他想当官，便去当官，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②为为官之后，又因督邮至县，不愿曲己矫情，“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解绶去职。”③他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性本爱丘山”，④“质性自然，非雕励所得。”⑤这恰好证明了性情是其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由此看来，重视性情，乃至于从性情出发来规定其生活行为，在陶渊明来说实属于一种确定的必然性追求。陶渊明创作中设计性情的地方就很多。
他自己也明确地肯定过文学对表现性情的作用：“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⑥意气乃性情之本原。文学本身就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那么以文学来抒发心怀一畅性情就再自然不过了。所以重性情的个性与人生追求一旦贯彻到诗中，就形成了一种诗与人生的统一，一切全然在于心迹的流露，无所矫饰，无需遮掩。但若就人生的社会意义来讲，性情乃是自然的原生物，与在现实中真正的实现畅情任性是不可能的。尽管陶渊明的生活中性情是作为最高追求而存在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已累己”，但在“固穷”与“济意”之间也还是存在一种不平衡的矛盾。陶渊明的取舍只不过是希图从严峻的现实之中寻找到一条最大可能畅其性情之路而已。如果从诗人的角度去看的话，是作为作者的一种“自娱”方式，亦即表现性情的手段，实际上是拓宽并延伸了这条道路。正是把性情作为出发点，诗在他那里就是一种性情的附属，同时又是性情得以完善丰满的补充。也就是说，诗作为一种主体创造，作者用以寄寓或者驱遣性情；另外，是作为一种沟通主体与对象的媒介，又反过来使得性情这一主观因素得以真实的展示和扩充完整。在陶渊明集中诗作多有自序，《停云》序云：“愿言不从，叹息弥襟。”可见是在内心情怀无法达到之时的一种感慨，由“叹息弥襟”而为诗，是自然就成了叹息的一种延伸形式，亦即性情的附属与展示了。《时运》序云：“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性情是多层面的，诗除了派遣内心叹息外，也风扬内心怡悦。这正是性情所之，诗自然而然的一种表现。最能说明诗与性情关系的莫过于《饮酒》诗二十首了。《饮酒》诗的写作时间是在陶渊明辞官“复得返自然”之后。从本意上来说，回到自然之中原本是自己的愿望，可是真处在了自然之中也并不是完全实现了本意，一切俱称心了。其小序所提供的创作背景即可说明这一点：其时寂寞寡欢，虽处田园，然内心仍不平静。既有闲逸自然的一面，又有愤然感慨的一面。万般无奈，寄心于酒。所以《饮酒》这个题目的更深一层意义便是如魏晋时期名士们惯常采用的方法一样，以酒为发泄，以酒为遮掩而已。这里饮酒既是畅其性情的方式，又成了纵情文字的挡箭牌。有了酒的掩护，那么性情便可以在诗中一泄无余了。“既醉之后，辄题数句以自娱”，“以为欢笑尔”，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既醉之后”自然是开怀畅饮之故，自然也是性情宏放之际，当斯时能够“题数句以自娱”，自然也只有充分表达性情而莫属了。关于这一点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早已讲得很清楚：“有疑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这种寄酒为迹正如今人所说的“酒后吐真言”，是借酒驰其性情。
由此看来，陶渊明重性情，把性情作为人生与创作的最高追求，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如我们所说的，性情的驰纵要受到现实的制约，陶渊明还必须从现实中找到一条能够真实地并且最大可能地表达性情的路，这才能够完成其对性情的追求。对于陶渊明来说，这条路最贴切的莫过于自然。自然，在魏晋时期作为一种哲学本体论，其间包含着性情的因素，对它的确认既符合魏晋以来的社会思潮，又吻合陶渊明本人的个性思想，所以从性情追求转向对自然的确认，在陶渊明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
【注释】
①《宋书.隐逸传》。
②⑤《归去来兮辞》。
③萧统《陶渊明传》。
④《归园田居》其七。
⑥《感士不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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