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天晚上，世界顶级富豪我们所处这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英雄”和“社会偶像”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将在北京举办一场慈善晚宴。数月前自从这件事情传出风声以来，中国媒体对它的热情就超乎了中国富豪和中国百姓对它的关注。大概除了媒体本身超乎寻常的猎奇心理，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对金钱格外关注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由于贫富差异所引发的对富豪财产去向的关心。慈善是一项无上光荣的事业，因此巴菲特和盖茨所做的当然是光辉无限的好事。但是中国社会喜欢搞简单的道德评价，比如认为捐了并且捐的多就是好，没捐或者少捐就不好。我却喜欢从人性角度去看这些，前几年就曾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比尔·盖茨的“自私基因” 》。现在看来巴比两位的善捐，以及中国“首善”陈光标的裸捐，还有很多富豪的低调回避，除了中美两国慈善制度的原因外，还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人性。我曾经用牛津大学进化思想家理查德·道金斯的概念，把这些归之为“自私的基因”，现在依然认为这一现实不可回避：

    当一个社会在通过一系列规范和道德构建了它的基本秩序后，这种“基因自私”的社会化表现就是对金钱、权力等具有支配性的追求。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获得自身“基因选择的快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连学术也是这样。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两位创造并拥有了世界最多的个人财富，从金钱的支配能力上来说，他们真可谓是富可敌国。到了这个份上，运用金钱这一社会符号来达成基因选择已经逐渐失去了满足感和自身的快乐感，所以基因选择需要一种更具有效应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有不同表现，追求政治权力、完成宗教使命、或者是选择和谐施惠于人。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选择了介入政治，结果是身陷囹圄；本·拉登选择了宗教复仇所以抛开亿万家产躲在了深山之中；只有比尔·盖茨选择了和谐的施惠于人，他通过捐出自己的财产获得了比财产更加崇高的声誉。比尔·盖茨的做法是建立一个基金会，通过基金会为社会贡献福利。而比小盖做得更彻底的是沃伦·巴菲特，老巴索性连基金会也不建立，干脆就把自己的财产捐到了小盖的基金会中，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好像我们营销策划讲定位一样，因为在第一之后你不可能正面超越第一，所以要做的就是创造相对第一或者把自己与第一连在一起。

    相对而言在目前中国社会背景下，富豪们在寻求自己基因快乐的层级还比较低，还需要金钱符号来堆积，因此绝大多数富豪并不是很情愿捐出自己所控制的财产的。当然，从经济运营的角度来看，我并不认为捐出来就是真正的好事。适当的捐一些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财富贡献的最好方式其实并不是捐款，而是让财富不断地流通和增值，并且在流通和增值过程中为社会创造价值、提升税收、解决就业等等。所以陈光标裸捐精神值得赞扬，方法却未必就是最佳。比如陈光标今年捐出3.2亿多元，假使他多年后全部捐出财产，那么他身后可能出现的情形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没有资金，进而导致不再持续经营了；或者是企业还可以维持经营，但是他的理念对企业的影响则基本是0。如果是前者那对社会的损失远远大于慈善的收益；如果是后者则是慈善的一种悲哀。看来不论是哪种情况，估计他的慈善追求都很难维持，所以说他的方式并不一定最佳。

   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得不好，很大意义上是因为这件事情往往被政府管理部门把控着，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事业，而政府部门操作的慈善很多时候也不规范。比如，曾有媒体曝光某慈善管理机构提取一定百分比（数额达亿）的捐款作为管理费，这本身就是管理部门的不慈善。你自己都不慈善还希望人家慈善，难怪慈善效果要打折。看来制度建设重于道德感召，因为人性亘古不变，你必须给出合乎人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