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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考据文章还是很有独特魅力 精选

已有 5723 次阅读 2009-1-3 08:58 |个人分类:校园内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年轻时候写论文最初很喜欢发一些宏论，如今还看到有论述20世纪80年代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论文中，偶有提及我当时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多的是看到有人引述早年有关陶渊明的一些考论。那时候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治学传统重在考据，系里的老先生们往往很看重考据文章，于是自己也就很想写几篇考据类的文章自我标榜一下。记得第一篇考据文章是写《骆宾王与裴行俭关系略识》，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之一，裴行俭系唐高宗时人，曾官吏部侍郎前后十余年，其时以知人享有盛名。裴行俭对骆宾王及初唐四杰的评价，最著名的就是那句流为名言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并预言“余得令终为幸”，后来初唐四杰大都未能善终，故《旧唐书》称“果如其言”。这篇文章就是写这件事，旁证博引意思是说裴行俭并没有讲过那段话，最后的结论是：
    所谓裴行俭言“四杰”辈“浮躁浅露”，“先器识而后文艺”云云，实于情理有不相切合之处。那么何以此言竟冠于裴行俭身上呢？大致说来，裴行俭当时以善识鉴人物而为世称道，时人或有讥诮“四杰”者，托言行俭以见其重。又张说（最早在给裴行俭的碑文中提及此事）撰其碑文，自然援诸盛意，嘉言溢美，以显行俭，这也并非不可能。何况，关于唐人对“四杰”的评价并不好，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已经提到，“四杰”之作在当时被看作是“轻薄为文哂未休”。这就是说，一直到张说所处的时代，这种嘲笑四杰的态度仍旧存在。对于被称作“大手笔”的张燕公来说，作这般看也是很自然的了。大江东去，“尔曹身与名俱烈，不废江河万古流”，盛唐大诗人杜甫早已作出了评判。杜甫上距“四杰”不远，又为一代“诗圣”，素以谨细著称，或者他的话正是拨开障目迷雾所传达的一种启示。我们重新辨明这一问题，也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考察，并且藉以从中发现一种新的形式，及其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家们，在坎坷行程中的蹒跚足迹。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到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骆宾王研究论文集》中。那以后又写了一些考据文章，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那篇《陶渊明与颜延之关系考辨》，我觉得这篇文章应该算是有点学术价值的论文，文章发表在1992年第1期的《杭州大学学报》上，直到现在也时而看到有人会引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过了30岁，那时候很注重学习老先生们的文章写法，学习模仿中渐渐形成自己的表述风格。那篇考据之作在某种意义上有点象前面一篇，也是翻案文章，文章开宗明义便立了一个靶子：
   《宋书.隐逸传》称：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工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这是关于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的最初记载，其后萧统《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传》皆录其说，后人作谱，每每相沿，于是颜延之便当然成了陶渊明的晚年知交，二人关系甚笃，更不复疑。然考颜延之评陶之论以及渊明生平创作，疑窦颇多，所谓“情款”之说，或有不妥，兹参考史籍，略作辨析。
    那时候的考据文章每篇都不算长，通常大约6000字左右，不像是一些理论文章，往往洋洋洒洒上万字。不过考据文章写作中，却深深感到史料辨析的魅力。就比如这篇关于陶渊明与颜延之的文章中，引用的史料主要是《宋书》隐逸传、孟怀玉传、颜延之传等，以及《南史》、《诗品》、萧统《文选》、《陶渊明传》等有关史料记载，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寻找可能的蛛丝马迹，现在想来也是一种享受。这个习惯后来成了我的一个爱好，每每看一些电视剧，诸如什么《汉武大帝》、《康熙王朝》，常常会翻出史书，边看边对照，看电视据有些什么变化，有所出入之时便会想其用意何在。考据中想清楚一个问题，每每自得其乐，就像是关于陶渊明文章结尾所说的：“参考史料，略为辨识，或于今人治陶稍有裨补之意，也不负渊明之愿，是为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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