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1958年秋天，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上二年级。“反右”和处理右派分子的运动刚结束。经过了那一场激烈（并恐怖）的“革命洗礼”之后，全校师生又都全力投入了疯狂的“全民大炼钢铁”。虽然没有停课，但下午和晚上全都参加劳动。开始的前几周，各班学生校内外到处转悠搜寻废钢铁，无师自通地垒砌各色各样的“土”化铁炉……。严冬来临时，上级命令我们全年级在马家沟南面的荒原上土法炼制焦炭。野外炼焦的艰难困苦暂且不提，得分成日、夜两班（各12小时）轮流干，课堂学习就名存实亡了。

   1959年夏季，食物和各种生活物资短缺开始在全国漫延，“三年困难时期”降临了，全民穷折腾的“跃进”却越演越烈。我们除了饥肠辘辘的劳动之外，还要完成“百分之百通过二级劳卫制”的体育指标。这一项尚未真正完成，上级又号召“放一个百分之百成为三级运动员的大卫星”。

   当时，我的体格十分瘦弱，二级“劳卫制”都不能达标，三级运动员就更没门儿了。我和同学们正在发愁怎样完成这又一个“放卫星”的任务时，体育教研室通报了一个消息：“竞走是一个可望大面积达标的体育项目”。于是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都报名竞走。

   这一天，轮到机器制造系我们年级测验5000米竞走。因为是考核国家三级运动员，绝不能像测验劳卫制那样草率，校方派一位有国家二级田径裁判资格的体育教师到场做总裁判，五名班干部和体育成绩好的同学当助理裁判。每个助理裁判脖子上挂三块秒表，各记录三名“运动员”的成绩。在助理裁判的分别招呼下，“运动员”们陆续从起跑线出发。我来到大田径场，跑道上已经有七、八个同学在“走”着。刚到跑道边，看见矮胖的高YX颠颠地迎面小跑而来，他边跑边对着场边的同学眨眼做鬼脸。

   说实话，我从中学到大学，连跑1500米都坚持不下来，对这5000米竞走更是毫无信心。我最要好的同学田哲明是长跑能手，两天前就轻松地通过了1500米跑的三级运动员测验。在他的陪同和鼓动之下，我硬着头皮上场了。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一直受到同学们的呵护，班长孙绍权兴冲冲地来为我发令和计时。

   一开始，我按照竞走要领“蹬后腿膝关节要绷直”，扭着胯大步快速地走起来，速度也相当地快。田哲明在场边小跑着给我打气。三圈过后，我感到力不从心，速度逐渐慢了下来，超越我的同学越来越多。当高YX追过我时小声提醒道：“你，不能太慢了……咱们，散得很开，总裁判，根本看不过来，趁他瞄着别处，就得赶紧，偷着小跑几步……”但此时的我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小跑的力气也没有了，再过一会儿就头晕目眩、嘴唇发麻、肚痛恶心。不好！这是我经历过的低血糖脑贫血发作的感觉，接着就可能休克。我急忙止步，一屁股坐到地上。似 这 样——我的竞走测验终于失败告终。

   看来，我非得给我班的跃进任务拖后腿不可了。女同学孙精云（校射击运动队员）建议我尝试一下国防体育项目。经她举荐，我加入了机械系的射击运动队。系射击队只有小口径步枪，分立射、跪射和卧射。三种射姿里数卧射最容易。队长是一位五年级的大姐，慈眉善目。她看我这豆芽菜身材的模样，就让我练无依托卧射。我先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书仔细读过，那是某苏联著名射击教练写的。然后每天在系射击队练习两小时。我很快就迷上了这项运动，最中意它不需要有多么强的体力，况且我有自己的优势可依仗——视力超1.5。所谓“无依托”，是不允许把枪身靠在固定物体上，但规则又许可左手托抢时，利用抢皮带绕过手腕和上臂，由上臂、小臂和绷紧的枪带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可以几乎不费臂力地托举枪身。我长时间爬在地上练瞄准的诀窍是呼吸吐纳入静，好比练气功。就这样练习了两星期之后，仅仅打了一次5发的实弹练习（在那物资全面匮乏的年头，子弹也十分稀缺宝贵），就匆匆上阵参加哈尔滨大学生射击比赛。我的参赛项目是男子50米小口径步枪无依托卧射（10发）。前五发我打了48环，真是喜出望外。中间休息时，我玩潇洒侧起身躺了半分钟。再接着打时，姿势没完全调整好就匆忙击发，第六、七两发失误仅得（5+7）环。幸亏队长在一旁及时指导我调整状态，最终以89环的成绩获第三名。这样的成绩仍达不到三级运动员的标准，无奈此后形势变化多端，再没有了比赛的机会。

   在练习射击的同时，我又报名参加了伞塔跳伞的训练。哈尔滨香坊区三大动力厂附近，有一座70米高的跳伞塔。这伞塔的前身是日伪时期的“忠灵塔”，为祭奠阵亡日军建的。1957年地方政府把它改建成跳伞塔。

   我的同学张国林前一年参加了跳伞培训班，并获得跳伞辅导员的资格。他是我入大学时认识的第一个同学。1957年9月初，我生平首次离家远赴东北。福州市教育局把我和其他考上哈工大的学生组成一个8人的小分队。我们互相照应着从福州去哈尔滨，四千多公里的路程多次倒换慢车，竟然耗时9天。第七天深夜，在沈阳火车站等候转车时，东北的秋凉如水沁骨，把我们的瞌睡虫驱赶殆尽。伙伴们正聊天打发时光，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青年走近前来说：

   “听起来你们是工大的新生吧？我是工大四年级的，上海人。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伙伴，免得他寂寞。”他指着紧跟在身后一语不发的小伙子，又说：“他也是工大新生，一个人从常州上车，一直跟我到这里……”

   那个小伙子愣头愣脑，右手提着行李，左手扶着肩上的工程绘图用的大号丁字尺。他就是张国林，少言寡语，内向耿直。当我们抵达哈工大报到时才得知，他正巧和我同班。

   我们系有四、五个同学同时报名跳伞，一同跟着张国林做跳伞前的地面训练。地面训练之一是跳平台，从两米的高处跳下地。其要领很简单：跳时双腿并拢,左右膝和脚踝两处内侧都要贴紧，膝关节稍微弯曲。这样双脚就能承受落地的冲击不至于受伤。地面训练之二是练习“空中转向”，在室内穿好背带把自己挂在两根帆布带（模拟连接两组伞绳的伞带）上，让双脚刚刚离地，双手举过头左右手交叉抓住伞带，左手抓右伞带，右手抓左伞带，分别向两边拉扯。若左手在前则身体右转，反之右手在前则身体左转。

   在一个星期日，终于等来了首次跳伞的机会。我们来到香坊区的跳伞塔下，仰望伞塔，塔身呈五棱锥形，上端伸出5根挂伞的悬臂钢梁，通过每根钢梁末端的滑轮，垂下的钢索上分别吊着5个大圆环（伞圈）。

   首先，张国林向我们讲解伞具的穿戴和伞衣的整理方法。然后他自己示范将伞具穿戴妥当，示意吊索操作者放下伞圈。他先将伞衣中间的吊环挂到伞圈中央上方的脱伞钩上。我们几个再把伞衣展开，把伞衣圆周上的许多小环挂到伞圈上。（伞圈上有对应的许多向斜下方辐射的短直棍。当脱伞钩把伞顶抽紧时，套在辐射小棍上的小圆环能保证伞衣完全张开。一旦伞衣中心被伞钩松开，伞衣周边的小圆环会随之滑下并脱离伞圈。）

   张国林示意吊索操作将他提升到双脚离地的高度。他先示范空中转向动作，让自己的后背转到迎风的方向，因为背风着陆身体前倾较安全。然后讲解脱伞钩释放降落伞的两种方式：1）主动拉绳脱钩；2）自动撞击脱钩。张国林最后高声说：

   “各位同学今天是第一次尝试跳伞，咱们只从伞塔三分之二的高度，采用主动拉绳脱钩方式，拉头顶的这跟脱钩绳。下面请大家注意看我的示范。”

   然后，他示意吊索操作上升，到40多米的高度停止。他抓住头顶的脱钩绳并左右摆动几下，意在提示我们注意，然后向下一拉……没有任何反应……再拉……仍无动静。张国林接连又拉了几次脱钩绳，不知那脱伞钩有了什么毛病，愣是不脱钩。张国林丝毫没有慌张的样子，大声对我们喊道：“主动脱钩不成功，下面改成自动撞击脱钩！”之后他示意吊索缓缓上升到顶端，只听得“喀喇”一声响，降落伞飘然而下。塔下众人不约而同鼓掌欢呼。

   张国林解脱了伞具后说：“今天风势稍微大了一些，为保证安全只能使用一个背风方向的吊伞机。咱们排个顺序一个一个来实跳。不论天上地下，大家一律听我的指挥。”

   我急不可耐地自告奋勇先上，张国林立即同意。于是我兴冲冲地穿好背带，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和降落伞挂到伞圈上。在张国林指挥下，我被徐徐吊向空中……忽然听见张国林喊“停！”我已经停止在大约40米的高度。

   “做空中转向动作，向右转！”张国林下令。我左手在前，两手交叉，分别抓住伞带一拉，身体向右转了30度，直到后背正对着塔身。

   张国林喊道：“按照着陆要领，注意双脚并拢，拉脱钩绳！”

    我猛然一拉脱钩绳，身子就往下落……还没充分体验到空中飘荡的感觉，突然就双脚触地，身子没站稳被降落伞拽着向前扑倒在地。正在懊恼自己落地没有立稳，张国林跑过来安慰我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嘛，这样着陆相当不错了！前扑总好过侧倒和后仰。”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跳伞经历，非常遗憾，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张国林告诉我，不知什么原因，上边叫停了群众跳伞的活动。张国林还分发给每人一个红皮跳伞证，附页记录着第一次跳伞的日期和时刻，以及辅导员的签字。

   还有一件事让年轻的我耿耿于胸好久。轮到我拉脱钩绳时，那脱伞钩怎么就没——毛病了呢？我巴不得它也不灵，好让我也升到最高处自动脱钩降落，那样好歹也能在空中多飘荡一会儿呀！

后记：

   2005年夏天，我到哈尔滨旧地重游，特意安排半日去看望我记忆深刻的跳伞塔。不料，当我来到香坊区三大动力厂附近，转遍了周围的大街小巷，始终找不到那伞塔的踪影……不至于呀！它是个70多米的庞然大物嘛，怎么会遍寻不见呢！？路边停下一辆出租车，我上前询问那位中年司机。他自称是哈尔滨人，居然不晓得附近有什么跳伞塔。我思忖：“城市发展拆迁，也不该把跳伞塔拆除了呀？……”

   后来上网查找“哈尔滨跳伞塔”，查到的有关信息和图片摘录如下：

   “铁臂最多的跳伞塔……高耸入云的跳伞塔矗立在宽阔平坦、绿林成荫的哈尔滨市和平路东侧，它与省体育场相伴，为妩媚的哈尔滨增添了雄伟壮观的色彩。”

   “哈尔滨忠灵塔是上世纪30年代修建，存放日军死亡将士骨灰并要人们祭祀的场所，1983年拆除。”

哈尔滨跳伞塔（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