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9日 星期三
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把大家煎熬得精疲力尽。今天主要是休整,洗衣服,补睡眠。
阔别了二十五年的成都是我的诞生地,但我的记忆里却没留下她的任何印象。1940年,抗战期间,我出生于此,没多久我们一家就迁居重庆。
上午,S等去周HX(周HM的哥哥)家,那里是离京前设定的通讯联络点之一。经联系得知,机械零件教研室的几人已到成都多日,他们决定放弃在京拟定的从成都行军至昆明的计划。应JC尚未到成都。看来,横断山脉这条路线只有我们7人要去了。
晚饭后讨论小队的行动计划,决定明天访问四川军区,请求军区协助安排我们的行军方案。
S病倒了,高烧39℃,住进了川医的校医院。我也有些发烧,好在这里是医学院,看病比在家里还方便,挂号取药自然也是一律免费。
总之,我们得在成都好好休整一下,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步行出发。
1966年11月10日 星期四
我昨晚一夜高烧,今天浑身酸痛,只能躺着休息一整天。我们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下午,H和零件教研室的张K相继住院。
一同来到成都的8人中,仅剩G、Y两人没有躺倒。他们下午去四川军区访问,据军区同志说,我们原先拟定的西行路线,最适合行军去昆明,那一带正在修筑成昆铁路,三线建设十分繁忙,沿途并非想象的那么偏僻。真是一条好消息!
196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我体力尚未恢复,上午仍休息并在川医校园溜达,看看大字报。
下午去人民广场,那里开大会让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作检查。
晚上,给JM写了一封信。
196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川医的运动情况,都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置身于这里的运动之外,当即转抄两份大字报“论平反”和“奴隶主义种种”,张贴出去。下午同川医教师的造反派座谈,介绍我们学校的教师运动以来思想转变,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果等。互相交谈十分热烈。
晚间讨论长征计划,决定等候应JC【他是机床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来成都,然后一同出发,步行经泸定(那里有大渡河铁索桥)去昆明。应来信说他大约26日才能到达,那么我们只能在本月底或12月初出发。因此,我们七人打算先去峨眉山一行,另外在此参加几天运动。
目前,成都地区运动的阻力相当大,这里的造反派还处于少数地位,斗争十分艰苦。
1966年11月13日 星期日
今天,我们要参加成都造反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行前抄写昨晚挑选好的两份大字报,抄写完已近中午,我们下午才到会场。只见会场一片混乱,大会还未开始。听说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人来造反,指责大会主席团右倾,台上台下吵得一塌糊涂。
晚间,我和G又到人民广场听群众大辩论。辩论的人群左一堆,右一堆,听了之后感觉受益匪浅。辩论的一方是造反的学生,另一方是占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由此看来,本地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两条路线斗争尚远未理解,再因前一段群众斗群众十分激烈,广大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仍未消除,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认为左派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右派造反”,对待西南局等地方领导还在盲目地“保”,当然怎么说也不理解学生的造反行为。然而,党中央的“十六条”已然深入人心,辩论的气氛还相当不错。
我觉得仅靠这样的辩论,很难改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解,加之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来此地对运动指手画脚,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居然还“造了造反派主席团的反”,呼口号时称尚未觉悟的广大群众是“保皇派”。我十分反感这种不讲道理,一味唱高调的极左表现。他们大大地伤害了群众,其结果必然使自己更加脱离群众。由此,我领会到中央大力提倡步行串联的用心,就是要学生深入到基层,用工农大众的语言宣传革命造反的道理,同时向工农群众学习,脚踏实地闹革命。还是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就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年轻的学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得确实快,但若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终将一事无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是学生首先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无论北京还是成都,阻力皆极大,若无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亲自的支持,造反的学生早就被镇压下去了。
1966年1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去成都大学看大字报,没想到那里的大字报却少得可怜,仅半小时就看完了。出来后经过浣纱溪杜甫草堂,进去一游,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带着一架上海制造的《海鸥》牌照相机,用120型黑白胶卷。这相机是应JC的,在北京出发时,他要比我们晚几天走,约好到成都会合,让我们把他的相机先带上。
下午,小队全体去四川军区咨询行军事项。一位参谋到接待室同我们座谈,他说西行去昆明的路线这个季节天气晴好少雨,很适合徒步行军,又告诉我们一些行军的知识和注意事项。我们在那里仔细查看了四川公路图,抄录下沿途各段的里程。
晚饭后看了一场电影《胜利在望》,这电影由几个小剧组合而成,很有革命气魄,看了很长革命志气。回来又途径人民广场,仍有许多人围着造反派学生辩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辆广播车从昨天起被一些人围困在此,直到现在仍未解围。地院《东方红》在昨天大会上的极左表现确实不对,他们又死不认错,这更增长本地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据观察,我还怀疑有些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在人群中起哄点邪火,扩大矛盾。
回到四川医学院,又见许多学生在讨论这两天发生的事。本地造反派大部分人的看法同我一致,而与北京来串连的部分学生有分歧。我和他们交谈,在广场和一些工人模样的群众交谈,都有一致的看法:北京来的造反者大方向虽然对,但做法形左实右,脱离群众。我对此毫不感到奇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对各种造反也见识不少了!北京造反学生一直受中央文革的支持,青云直上,任何过火行为都被夸“好得很!”,还没遇到过挫折和教训。我想,这一课在外地串连中总会补上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