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其核心为依“证”定“治”。什么是证？早在金元时期朱丹溪就道出了原委：“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这就是说，证就是证据，特指疾病的外在表现。

至于“病有远近，证有内外”、“是其病，有内外证”的说法均表明，疾病的证据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论》中指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因此，病在先，证在后，证从属于病（王永炎语）。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原则和思维过程，证的辨析是确立治法和处方用药的基础，对证的辨识与立法、组方、遣药一脉相承，“有是证，用是方”。证的诊断是根据四诊所得归纳出来的结果，主要反映病人在临床某一阶段的症状和征象，具有宏观、整体的特点。

例如，四诊所望的神情、面色、形体、姿态，所闻的声音、气味，所问的寒热、疼痛、睡眠，所切的脉象都是整体性的内容。同样，中医辨证审因，仍然强调整体性，重于内稳态调节和个性化治疗。既体现了诊治原则的统一性，又具有因人、因时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八纲辨证是辨证的总纲，它从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的角度考察人体发生的异常，如表证的发热恶寒，寒证的恶寒喜暖，热证的烦躁不宁，虚证的形寒肢冷，阴虚证的五心烦热，阳虚证的神疲乏力等，都属于标准的整体水平诊断。

脏腑辨证（心气虚、肺阴虚、脾气下陷、肝火上炎、肾气不固，心肾不交）、气血津液辨证（气滞、血瘀、津液不足）、六经辨证（太阳中风）和三焦辨证（下焦湿热）等则已深入到亚整体水平。

由于种种原因，如辨证者思维方式的差异或辨证者经验的制约，中医的证在定性和定量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导致诊断结论差异很大，以致于不少人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变通无边，造成有些人对中医的科学性产生怀疑。

目前中医临床辨证的主要困境表现在：（1）辨证标准不能反映证的动态变化（前沿证、典型证、非典型证）和系统过程（渐发、骤发；深化、转化、突变；舒缓、向急、加重、），不利于临床疗效的评价；（2）辨证分型标准不统一，重复性差，不利于学习和交流；（3）辨证分型一事多指，一病多型，缺乏定性和定量标准，难以统一认识，无法与国际接轨；（4）无证可辨，便无证从病；有证可辨，但辨证有误。

例如，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无症状者，根据西医诊断线索，中医相应地从病诊断为病位在肝，病邪为热毒，治法应为清肝解毒，看上去似乎针对性较强，但临床实践上这种从病的疗效最多不超过40%；又如，声音嘶哑症，倘若不清楚它是喉癌还是声带息肉、声带麻痹或声门闭合不良所引起，一般对证之方也于事无补。

事实上，辨证论治法则并非涵盖中医所有诊断法则，更不排斥其他法则，如辨病论治、辨症论治、辨体论治和辨时论治等。因此，国内的有识之士主张突破辨证论治的固有模式，建立新的规范化开放式诊治体系，既保留中医特色，又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从而提高诊断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微观辨证就是这样的诊治体系，它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利用激光、超声波、核磁共振、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分子生物学等现代仪器与手段，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征候，以弥补宏观辨证的不足。

目前建立的微观舌象学可对各种病理舌苔进行细胞化学的定量分析。同时，对气血微观辨证和五脏病微观辨证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不仅能使四诊客观化和定量化，而且带动了病机学、证治学和药理学的研究深化，形成一个以微观辨证学为主体的微观化学科群。

辨证论治所辩的证以功能性病变为核心，如六经证中太阳病的脉浮，头颈强痛而恶寒；阳明病的胃家实，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太阴病的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少阴病的脉微细，但欲寐等，从辨证纲领到每经病变的各种具体见证，所注意的病变内容几乎都是纯功能性的，这就为发现证的内涵提供了线索。

关于证的本质研究方面，通过阐明肝阳上亢证与植物神经功能及前列腺素代谢间的联系、血瘀证与血小板结构、功能和代谢间的联系、肝气郁结证与神经内分泌紊乱的联系、肾虚与类固醇激素、甲状旁腺素和降钙素的联系，已经从现代科学角度揭示了证的本质。

然而，证作为整体观的体现，其研究还应着眼于网络调节水平，其中又以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为最佳着眼点，也是将证统一于分子水平的生物医学领域的最大契机。

综上所述，中医的“证”不等于西医的“症”，前者不仅涵括了疾病的外在症状，而且隐含着功能失调的内在联系，后者对症状的诊断更细致，手段更多样。因此，中西医各有所长，但互不冲突，应该取长补短，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