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Nancy，10月底，老板(法国人不这么叫)Guy-Marie C?me教授访问了一次北京。回到实验室，老先生特别兴奋，第一天上班直接就奔我的办公室，握手寒暄过后，先生坐在了办公桌上，讲起了在北京的遇见，老先生以法国人特有的夸张， 手舞足蹈，说，“永丹，不得了啊，我到中国享受了皇帝的待遇！”

到北京，被安排住在都是小房子的饭店，到会场开会，来接的汽车都是三排坐的，在南锡都见不到这样高级的车子。特别的，是去看长城，不仅坐豪华三排坐的车子，特别的是，我们的车队一出发，警察就不让别的车子走了，一路有警车开道，直奔八达岭，毫无阻隔，在法国，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待遇，在南锡，我都没有遇见过，也许在巴黎，在一段特别的路段，外国国王元首之类的能有这待遇，可不象在北京，直到长城，几十公里。还有更特别的，你们的邹家华副总理在中南海设晚宴招待，总共请了10多个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比如某某大公司的总裁，某某国家的石油部长，我是唯一的一个大学教授。

老先生说，永丹，我得感谢你啊，是你力劝我参加北京的会议，要不是你说值得去，我还不一定有主意去呢，那哪能见识到这个气派，有一点想不通的，是让我参加副总理宴会，是不是你的朋友特意安排的？”“我那有这个本事啊，一定是您的社会影响使然。”

先生兴致高，就接着闲聊，从接客的车子，到中南海的风景，人民大会堂的宏伟，长城的壮观，从法国人的口里描述出来，还真是神奇。不得了。接着还谈到了到西安的旅游，导游不让到小巷子里去拍照，老先生说，我偷偷照了很多张，你看，这飞檐，这墙角，这妇女，这大碗，这才是中国，真神奇。

1999年，在天津组织一个催化科学与工程前沿的学术讨论会，邀请老先生来天津。先生真买了张飞机票，就来了，开会前两天到了北京，安排一个学生在北京迎接，安排来津事宜，结果在北京老先生病了，只好紧急改机票回了法国。

2001年底，天津市民进市委主委姚建铨院士，主持召开“中国高校发展与改革天津研讨会”，委托我组织一个国际单元。特意安排了四个报告，一个是Guy-Marie C?me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法国的高等教育与职业工程师教育”；一个是Michel Che (他当时还是国际催化联合会理事会主席) 教授的，题目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评价”；一个是已经到香港城市大学做副校长的Edmond I Ko教授的，题目是“中国与美国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体现”；还有一个报告是老朋友林跃生先生的，题目是“美国大学的招聘制度与教授工作制度”。

这几位先生的报告，都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在开会的前后，他们都到天津大学就相同的题目作了报告，讲得都很精彩，数据实例丰富，语言幽默，分析透彻，说理充分。

在天津研讨会之前，几位先生都精心演练，预备做出精彩的演讲。没承想，到了会场，通知说，原来的演讲时间由30分钟减少到20分钟，以便腾出领导接见和讲话的时间。始料不及，不过邀请的这些朋友还都理解。

记得很有意思，那次是许嘉璐副委员长和周济部长来了，在会场下面的一层接见厅，接见友人和各地及天津参会的官员。我作为友人的陪同翻译，参加了接见。记得就是副委员长做主位，部长坐次位，友人们围坐一下，说了几句寒暄的话。我是站着做得翻译。

过了一会去开会，记得部长做了激昂慷慨，但很简短的重要讲话，然后当天上午是国内邀请报告，下午是国际邀请报告，不过，下午会场人就不多了。

2002年，去欧洲开会，顺便到南锡探望Guy-Marie，老先生说到，马上要退休了，想起来，去过三次中国，一次只到了北京，没有参加预期中的会议。一次在北京参加了会议，一次在天津参加了会议，两次都非常荣幸，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副总理，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副委员长，都被作为上宾款待。退休以后，就可能不参加会议了。已经在Britainy买了房子，退休以后就住在海边了。

已有快十年没有见到Guy-Marie了，有时想起，老先生也许正在专注的看年轻姑娘们在海滩上游泳，也许正在专心拍照海浪，或许潜到海里去拍摄海底动物。每次旅行，散步，都期望在暮然回首间看到老先生慈祥的笑容。

可惜，至今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2010年11月7日于天南大联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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