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

近日，中国学者吴庆龙等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证实公元前192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积石峡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他们推测，“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就来自于此，从而佐证了夏朝的存在。这一结论在学界引起广泛质疑：首先，积石峡位于青海省，华夏先民没有能力在这里构建水利工程；其次，现在最有可能是夏朝故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和积石峡洪水有约200年的时间差。

这次有关“大禹治水”的种种争议，其实只是近百年来，学界围绕夏朝有无问题大争论的一个缩影。直至今天，夏朝是否存在，也依旧没有定论。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古代王朝，曾被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朝从大禹开始，共传了14代，经历了17个王，总共存在471年（一说432年）；1949年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即将夏的范围定为前21世纪—前16世纪。然而对于这几百年间发生的事，我们知之甚少。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管流爵

现在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亦偶有提及。由这些片段史料，人们只能知道夏朝历史上发生过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不多的几件大事。即使如此，古人对夏朝的存在依旧深信不疑。直至民国时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检讨上古史事，其中即包括了对夏朝真实性的怀疑。

对于夏朝，顾颉刚有几个重要观点：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顾颉刚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古人又视鼎为夏人所制，于是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第二，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两汉的人们编造的，此即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第三，顾颉刚并不否认夏朝的存在，但主张依靠考古，而非文献去考察夏朝史事。①

在顾颉刚的影响下，20世纪中后期至今，国内外不少历史著作、历史教科书都是从商朝写起，将此前的历史视为传说时代。

相信夏朝存在者，首先是从文献逻辑上验证。在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即有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么如先秦史学者周凤瀚所说，“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到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②同时，《史记》中的商朝世系已得到甲骨文的验证，那么司马迁关于夏世系的记述，也一定不会没有依据。如王国维即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其次，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夏朝的存在有了实物依据。1953年二里头文化遗址最早在河南登封玉村被发现，此后偃师二里头、郑州罗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学者们很快注意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的豫西、晋南地区，同文献中夏人所居的地方大致吻合。其次，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约在前2395年—前1625年，和夏朝纪年相当。因此，二里头文化遂被定为夏文化。③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规模较大；同时有陪葬较丰富的“奴隶主墓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判断，“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那在当时是在为一大都会”。中国学者也大都相信，此处是古代一处都邑，只是对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有所争议。④

现在国内学者已大都认同夏朝的存在，以及二里头文化遗址为夏朝遗址，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于国外。对于文献资料，有学者解读《尚书》《竹书纪年》中关于夏朝的内容时，指出前者成书于西周，夏朝是统治者为周灭商寻求合法性，而杜撰出来的；后者是魏国史书，成书于战国中期，距离夏朝至少有1000多年时间，可信度并不太高。⑤

英国学者艾兰即认为，中国学者默认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先入为主地相信夏朝存在，然后再去寻找证据，是有问题的。艾兰鉴于至今未在甲骨文中发现夏朝存在的证据，以及文献中对夏朝的记录也都语焉不详，推测“禹创立夏朝和尧舜禅让的传说都是商代的神话发展演变而来”，“如果‘夏’原来是一个神话，后来被变成为‘历史’，那么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也就难于成立了”。⑥苏联学者刘克甫则认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证”，需要有文献做证明。同时“这些文献必须是书写而非口传的，是当时的记录而非后来的，是用本民族语言写成而非其他民族语言写成的”。目前并未发现有关夏朝的此种史料，无法证实夏朝的存在。⑦

中国学者对二里头文化的解读，也未能在国际上取得共识。如美国学者索普认为，一看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现在一些中国学者已不再坚持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一定为宫殿）。对于中国学者按照墓葬大小来推导社会结构的做法，索普也持有异议，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数，只有在大范围内发现更多大型墓葬时才可以证明其王室贵族的属性。何况二里头的富墓在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上远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⑧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

关于夏朝有无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个文字状的符号，且被认为同殷墟甲骨文存在一定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结绳、刻木记事。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夏朝划定了起讫时间，也无法服众。自其阶段性成果公布以来，质疑声从未断绝。如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断代工程被指“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等等。⑩曾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林甘泉也说，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认同，“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对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慎重，不要让一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

总而言之，“夏”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目前依旧无法断言，“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是不是和商、周一样能算作一个朝代。顾颉刚上世纪30年代在《夏史三论》的序中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今天看来，这话也还不过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显示自己历史的长久，而急于宣布一些并不可靠的成果。

二里头遗址部分

注释

①孙庆伟：《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古代史与文物研究》2015年第5期；②侯仰军：《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106页；③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1—113页；④陈旭：《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还是夏都》，《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5年，第122页；⑤⑧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⑥⑦闫敏：《洛杉矶“ 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英文本论文译述》，《人文杂志》1991年第4期；⑨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⑩吴锐：《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与作者交流，获取更多靠谱的历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