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国子监大街之繁体门匾“聖人鄰里”，被误写成了“聖人鄰裡”，引来众嘲。其实呢，类似这种因简繁转换而生的笑话，不是个案。2008年，海外某《侨报》曾赫然刊文《干隆生母享尽孝子福》；2014年，又有央视某名主持为台球职业选手题词“玖球天後”；周杰伦名曲《发如雪》，迄今仍被普遍写成《發如雪》；……最离谱的还属曲阜孔庙，竟然有一座“後土祠”（据闻已于2014年更正）。
这些笑话每每成为新闻，也每每勾起读者关于汉字的简、繁之争。不过呢，大多数争论者，恐怕并不了解1949年之后的汉字简化史。
你天天用简体字，但未必了解简体字的历史1、50年代的汉字简化，被当成“汉字拼音化”的过渡手段，学术上的重视很不够
1935年，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曾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体，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但因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反对，该方案被搁置。①
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政府提上日程，但地位尴尬——当时正大力提倡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不过是过渡手段。吴玉章在《人民日报》上说得明白：“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②胡乔木也回忆：“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决心，以致在一次会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这件事的起因是毛泽东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③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郭沫若到会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④会后，文字改革方向被确立下来：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只是前者的权宜之计。对此，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有明确解释：
“毛主席既已明白指示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我们的工作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那么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⑤
被如此定位，汉字简化能获得怎样的学术待遇，也就不言而喻了。吴玉章觉得“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可谓当时文改会成员们的典型心态。⑥
2、55年的《汉字简化草案》，更多地体现了高层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1952年下半年，文改会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收入简体字700个。毛泽东审阅后批示：700个不够。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随后，专家组试图遵照指示，精简汉字总量。但保留哪些字，废除哪些字，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只得先从700个简体字中筛选出338个流行广、争议小的简体字，拟出第二稿。被中央以简化数量太少为由驳回后，专家组又采取简化偏旁、收入行、草书写法的办法，拟出第三稿，将简体字规模扩充至1634个。但却引起各行业的强烈反对。印刷部门尤其痛心疾首，因为要重铸1600多个铜字模，简直是灭顶之灾；此外，草书写法的收入，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以前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系统，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的问题……于是第四稿又将印刷体简化字缩减为600个。⑦
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对外公开。回头审视，这个《草案》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譬如，虽然定下了不造新字的原则，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像“瞭解”的“瞭”，明明有约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却非要臆造一个“（目了）”（左“目”右“了”）。一味追求减少笔画，往往放弃常用本体字，改取异体字。像“足迹”的“迹”，本该选用“跡”，但仅因“迹”字笔画少，就弃“跡”而不用。此外，教育部公布的1500个常用字，草案只简化了335个，仅占到草案全部简体字总数的22%，也可见其工作重心，已偏离了方便民众日常使用的初衷。⑧
3、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存在很多的问题。8年后只得再编制《简化字总表》来纠正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出台，确定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案》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但并未达到“普遍约定俗成”程度的简体字，像币、乡、仅、艺、疗等字，在当时均尚局限于部分行业使用；还收录了不少新造之字，如习、仓、齿、块、伞等等。这两类共占到了《方案》简体字总量的31%。
这种情况，带来了两大后果：1、新造简体字面貌陌生，给语文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如“倉”被简化成了“仓”，但方案并没有规定“搶”可以简化成“抢”，学生不但需要学一个全新的词“仓”，繁体的“倉”也不能丢，等于增加了负担。2、《方案》带动了民间自由造字的风潮。有学者评价称：“由于《方案》在简化偏旁的使用范围方面，交代得不够明确，以致各简各的，使汉字的混乱达八年之久。人们不清楚哪些是国家公布的简体字，哪些不是。”1964年，国务院不得不又编制了一份《简化字总表》，来纠正这种混乱。
不过呢，《总表》也带来了新的混乱。譬如，《总表》把“寧”简化成“宁”；但“宁”是甲骨文、金文中既有的字，读“zhu”，意指储藏财务的器具。为了区分，《总表》就生造了一个“宀一”（上“宀”下“一”），把“貯存”变成“贮存”；“佇立”变成“伫立”……这种臆造词，只有亲手造它的专家能认得，既增加了民众识字的难度，也破坏汉字固有的体系，“贮”、“伫”二字，显然已丧失了会意的功能。再如，復、複、覆三个字，都被简化成“复”，导致民众分不清“复国”到底是复兴国家呢，还是倾覆国家；《总表》只好不给任何理由，强行注解：“答覆、反覆的覆简化作复，覆盖、颠覆仍用覆”。如此看似简化，实际上增加了民众识字的困难，后来更成为了让无数学子头疼的“高考语文知识点”（高考语文中很多令人头疼的拼音知识点，多是由《总表》生造而来）。⑨
4、70年代中期开始发动群众硬造缺胳膊少腿的“二简字”，直到1986年才被废止
《简化字总表》将平均每字笔画从16笔降低到10.3笔，但它并不是49年后汉字简化史的终点。1977年底，“二简字”又横空出世。“二简字”，是相对于《简化字总表》的“一简字”而言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把原来590个一简字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平均每字笔画从13.1笔降低到6.9笔。
和一简字相同，二简字也是政权力量推动的结果。早在1960年，一简字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之时，中央就出台文件要求：“现有的汉字还必须再简化一批，使每一个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并号召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这一任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⑩文革中后期，文改会恢复运作，即选择从大字报中“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当时高层对二简字的规模要求很高，1975年，文改会整理出111个新简化字，报送国务院审阅，曾被质问“为什么（只）简化这么一点？”
和一简字不同，二简字主要是人为硬造，为简化而简化。推出之后，即遭到学界一致的批评，讥讽其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故1978年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别发出内部通知，要求教科书和报刊图书暂停使用二简字。但汉字拉丁拼音化仍被视为“文字改革的大旗”，二简字也仍被当作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在民间流传。直到1985年，胡耀邦明确表态“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汉字拼音化的“理想”才被放弃。1986年，二简字《草案》被废止，惟户籍系统中“萧”姓写作“肖”、“阎”姓写作“闫”等，已难更改。同年，国家语委重新下发《简化字总表》（只在1964年《总表》的基础上调整了6个字）。（11）
5、鄰裡、干隆皇帝、玖球天後、發如雪、後土祠……不能全怪民众不学无术，简化不当也有责任
1949年后的汉字简化史，至此终于停歇。但某些不合情理的简化，迄今仍在不断困扰国人。文章开篇所提到的几个笑话，看似是文字的写作者不学无术。其实，这几个字的简化，恰恰是文字学家、语言学家们的痛点之所在。
周策纵先生就专门拿这几个字，具体批评过当年的汉字简化太过随意和没有规律。周先生认为：1、当下流行的常用字，不适合用作其它字的简体字，否则简转繁时，容易混乱，“里”和“裡”就是一个典型。2、古字长期用作特定含义者，也不适合拿来做其它字的简体字，比如“后”字早期指帝王（后土）、再演变指帝王之妻（后妃），就不应该再拿来做“後”的简体字，因为“先后”未必等同于“先後”，也可能是指“去世了的皇后”。3、一个字不适宜同时充当多个字的简体字。因为“发”同时作为“發”“髮”的简体字，所以现在全中国到处都是“理發店”——周先生参观伪满皇宫，溥仪的“理髮室”也被写成了“理發室”。其实完全可以给“髮”另外安排一个简体字。4、“乾隆”变“干隆”，虽然是很低级的错误，但“干”同时作为“乾”和“幹”的简体字，本身就有问题。且不论“天乾”和“天干”的含义难以区分，“干”字变成多音字和多义词，并没有简省民众的学习成本，相反增加了他们学习的难度。（12）
略而言之，不可否认，1949年后的简体字改革，在提高民众识字水平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样也不可否认，无论是从初衷，还是从过程、结果来看，这场改革都是很粗糙的，很多字减少了笔画，但在用法上，反而更加复杂了。
注释
①村田雄二郎，《钱玄同和汉字简化——另一个简体字》，收录于 《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②吴玉章：《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③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P23。④郭沫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郭之讲话原文称：“毛主席指示我们准备走拼音的道路，字母必须采取民族形式。”⑤陈炽洪，《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P210。⑥同上，P211。⑦《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P112-114。⑧（新加坡）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P185-211。⑨同上，P212-271。⑩《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1960年3月22日。收录于《语文政策学习资料》，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辑，1976年，P44-45。（11）刘导生，《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百年潮》2009年第4期。（12）周策纵，《中国语文改革与教学刍议：特论简化字问题》，收录于《周策纵作品集 2 文史杂谈》，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4，P22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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