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读书杂谈》（《而已集》）里说文艺批评“这东西”：

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与这种批评相似的，是我们一些专家的“评审”，“占科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评审专家”。不论是项目还是奖励，结果似乎也就是“抬驴子走”——什么意思呢？不知道。

偶然见西方人对批评的评论，还有一个公式：

Proclus : Euclid = Boswell : Johnson

它本来是说，普罗克洛斯（Proclus Diadochus , 411 ~ 485）对欧几里得几何的评注，犹如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为约翰逊（Samuel Johnson）立传。《欧几里得评注》是我们了解古希腊几何的主要思想来源，而鲍的传记，是传记文学的里程碑。

这个比例公式确立了科学和文艺批评的标准，也为评论者和被评论者树立了一个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