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八珍”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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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哲学史家Anthony Kenny在《牛津西方哲学史》（四卷本；他还主编了一个单卷本的教科书）里，借烹饪来来解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不知这个比喻是不是他发明的——“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质料因是原料，动力因是厨师，形式因菜谱，目的因是客人的需求。
【古希腊小亚细亚沿海的早期哲学家关心质料因，即世界的构成元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使我们知道了元素，也还想知道它们是怎么组织在一起的，所以还应该有动力因，正如烹饪需要火一样。毕达哥拉斯的兄弟们关心原料里的数，他们认为数的关系比质料更重要，数字奏响了天球的乐音。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见他的《形而上学》）。“目的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过程的最终阶段，这样就避免了“万物有灵”。因果律是它的现代形式。】
从洋人的烹饪，我想起我们的“八珍”——从《周礼》传下来的。《天官•善夫》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郑玄注：“珍，谓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熬、肝膋（liao(2)）。” 八珍的原料似乎并不珍奇，珍奇的是工艺。例如，“淳熬”是将肉酱煎熬，然后加在米饭上浇油。套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八珍是在实践八种“动力因”。
对烹饪的讲究，代表了我们对质料和“动力”的追求，也就是对材料和工艺的追求——想想“满汉全席”里的那些名目，就明白了。但我们少有脱离质料的形式，所以有勾股定理却没有几何，有炼丹术却没有化学，有曹冲称象却没有流体力学，有风筝飞却没有空气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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