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石刻文字似乎比金文晚得多。古老的石刻都是画(如岩画),没见过甲骨文似的石刻文字。虽然《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但石刻文字流传下来的太少,最早的算《石鼓文》,而刻于山石的,我就寡闻了。前些年在浙江仙居发现了据说是古越文字的石刻,不知道学界的结论如何。
早先人们对文字是很崇拜的,要么刻碑,要么刻书(如东汉的“熹平石经”、魏晋的“正始石经”和唐代的“开成石经”等),几乎没有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不知什么时候起,名山大川总会留下文人骚客的墨迹转化的朱迹,武夷山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它的石刻文字不那么有名。
武夷山石刻里最有意义的当然是朱子留下的几处,如六曲的“逝者如斯”;还有戚继光在一曲留下的:“大丈夫既南靖岛夷,便当北平胡虏,黄冠布袍,再期游此。”可惜我没看见。
虽然更多的石刻都没什么“来头”,但我在山崖看见朱红的字迹,就会油然生出几分敬意。山不纯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而文字是它最好的标志。中国的文字本源于自然,当它与自然融合时,便有了新的生命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