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帽子开始落下来了,幸运儿里也有“自然的”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已经得了好多顶,但似乎又与“中国”无关,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碰巧,在旧笔记里,看到一段以前学中国科技史的文字,与这个问题有点儿关系,就是洋本家李约瑟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出近代科学技术?以研究中国出名的洋人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以为,中国学问的中心一直是社会和个人关系,而不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没有定出一个更善的逻辑系统”,“逻辑薄弱的基本原因在于中文书写语言的自然本性。”(《美国与中国》)后面这一点很有趣,我们可以换一种更一般的说法:华夏民族似乎从来没有发展现代科学趣味的愿望。
费先生的思想,也来自李约瑟。李先生曾表示,他将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后一卷(Vol.7)里讨论这个问题。据说先生逝世前,书稿已基本完成,应该有机会看到吧。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后面这句话好像不是很恰当,问题从来就有,从前人们缺的是兴趣。我以为自然观形成某种状态时,才有可能产生出自然科学。中国人自孔孟以来,心都在人生观上,连天也是与人合一的东西,这是直到今天还被引以自豪的一种可怜的混沌思想。
现在看来,我以为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西式的科学系统,但似乎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今天没有“中国人”戴上诺贝尔的帽子。也许旧土壤还远未成为新科学的良田,所以,生在这片土地的科学和科学人还有点儿水土不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