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屠呦呦研究员因在国内研究发现青蒿素的成果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实现国内成果获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可喜可贺。作为曾在屠呦呦研究员母校求学和任教过的普通教师，我在这里祝贺屠呦呦研究员获奖。青蒿素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医学院学习《传染病学》时就学过青蒿素治疗疟疾；学习药理学时用的医学专业全国统编教材《药理学》第一版好像已收入了青蒿素。我在2008和2009年给商学院学生讲创新经济学（Economics of Innovation）时，青蒿素的研制是我选取的一个课堂讨论案例。青蒿素的研制是一个由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到创新（innovation）却又不懂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意义案例。当时我了解屠呦呦、魏振兴、罗泽渊、李国桥、周维善、李英的工作，却没听说过余亚纲和顾国明的名字及与他们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工作。在我准备的课堂讨论案例中，青蒿素研制的起点或者说突破点当然是目前广为传颂的故事---屠呦呦阅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受启发而用低沸点的乙醚提取青蒿有效成分。

   屠呦呦研究员获奖的消息传出后，各种媒体上评论如潮。屠呦呦研究员不是院士、未获国内大奖，不少评论因此对当今科研管理体制颇有讥讽、挖苦，许多国内科学界的当今风云人物也陪绑成为被讥讽、挖苦的对象。在媒体的各种评论中，屠呦呦研究员被描绘为埋头苦干、不为名利、追求真理、不巴结领导、备受冷落和压制的科学家。屠呦呦研究员因青蒿素获奖似乎也给中医药研究带来了新生命，她的“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说法广为传播，让认为中医药有光明前途的人倍受鼓舞。虽然屠呦呦研究员获奖可喜可贺，但是媒体上对科学界头面人物的挖苦、对屠呦呦工作风格和中医药前景的描绘与实际情况差距不小。我想在这里讨论一下屠呦呦为何未获国内大奖与中医药的未来。

一、屠呦呦为何未获国内大奖

    寻找屠呦呦未获国内大奖的原因，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屠呦呦不会巴结领导因而受冷落压制所致。可是，能在中医研究院那种人才济济的科研单位长期担任全国重大协作课题的课题组长的人，恐怕不会是受领导冷落压制的。屠呦呦未获国内大奖的原因应该主要是青蒿素研制过程中的各种争议。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制过程中至少有两个重大争议：

     第一个争议，屠呦呦课题组钟裕蓉提取的“青蒿素II”单体与山东魏振兴课题组和云南罗泽渊分别提取的“黄花蒿素/黄蒿素”究竟是不是同一物质？这一点对于哪个课题组的工作应该获奖具有决定性意义。1973年后的青蒿素研究使用的都是山东魏振兴课题组和云南罗泽渊首先提取的“黄花蒿素/黄蒿素”单体，包括青蒿素结构分析所用的青蒿素，屠呦呦课题组未能提供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青蒿素结构分析所用的青蒿素。虽然科研主管单位认为“青蒿素II”单体与“黄花蒿素/黄蒿素”是同一物质，但是似乎并未做严格的结构分析来支持这一结论，并且两者初期临床试验的效果颇有不同。“青蒿素II”单体临床试验因心脏毒性被停止，最后青蒿素临床抗疟效果的证明依靠的是临床试验中没有心脏毒性的“黄花蒿素/黄蒿素”。山东课题组和云南课题组对“青蒿素II”单体与“黄花蒿素/黄蒿素”是同一物质这一结论并不完全服气。当时或后来如果花一些时间用严格的结构分析来确定“青蒿素II”单体与“黄花蒿素/黄蒿素”是否同一物质，就不会有迄今不息的争议。

  第二个争议，双氢青蒿素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吴毓林和周维善等学者在1974年及其后的青蒿素结构分析中首先制备的，还是屠呦呦课题组在1973年研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的周维善和吴毓林曾上书上级科研主管部门要求调查屠呦呦宣传的自己首先研制双氢青蒿素的真实性（屠呦呦研制双氢青蒿素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上级科研主管部门没有采取行动，这种不作为是不应该的。如果调查证明屠呦呦课题组在1973年研制了双氢青蒿素，就不会有至今未解的这一争议。说一个人把别人的发现发明宣传成是自己的发现发明，这是十分严重的科研不端指控，并且周维善和吴毓林的上书是得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盖公章支持的，是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正式文件的形式提交国家科委（现科技部）科技成果司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对此进行调查，作出结论。（周维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23年7月14日生于浙江绍兴，194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学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2年8月10日逝世。吴毓林研究员，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1966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生部，师从黄鸣龙院士；发表研究论文近200篇、综述23篇、专著《现代有机合成化学》和《天然产物合成化学――科学和艺术的探索》, 主编专著3本和专著章节22篇）

    即使在屠呦呦课题组内部，谁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虽然屠呦呦阅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受启发而用低沸点的乙醚提取青蒿有效成分的故事备受颂扬，成为她获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理由，但是近年披露的资料证明，最早注意到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的是中医研究院课题组成员余亚纲。他和“523办公室”派来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顾国明最先用青蒿乙醇提取物进行鼠疟试验，抑制率可达60-80%，并向屠呦呦汇报过。如果我们追踪青蒿素发现的事件链，屠呦呦课题组内最早的开创者应该是余亚纲和顾国明。

1.1970年，中医研究院课题组余亚纲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顾国明发现青蒿乙醇（沸点78.4°C）提取物鼠疟抑制率可达60-80%。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1969年10月25日参加5.23项目，魏振兴1970年决定选取山东本土生长的黄花蒿作原料）

2. 1971年10月，中医研究院课题组屠呦呦发现青蒿乙醚（沸点34.6℃）提取物鼠疟抑制率可达100%。

（1971年，魏振兴课题组采用醋酸乙酯等作介质从黄花蒿提取到了白色结晶物，但仍不是纯的单体，熔点不固定）

3. 1972年12月，中医研究院课题组钟裕蓉和她的助手崔淑莲分离到“青蒿素II”结晶。

4. 1973年4月，云南药物研究所罗泽渊从昆明的大头黄花蒿和四川重庆的黄花蒿中分离到有效单体“黄蒿素”，云南药物研究所发明了汽油（120号汽油沸点80-120℃）提取法。

5. 1973年11月，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魏振兴从山东泰安地区的黄花蒿中分离到有效单体“黄花蒿素”。魏振兴课题组用丙酮（沸点56.5℃）等溶剂提取。

  撇开屠呦呦是中医研究院（卫生部直属单位，高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药物研究所一级，现称中国中医科学院）课题组长这一事实，从这个事件链来看，余亚纲和顾国明与钟裕蓉的贡献应该不低于屠呦呦的贡献。从得到青蒿粗提物的角度看，抑制率60-80%与100%只是量的差别（余亚纲和顾国明为创新，屠呦呦为改进），并且屠呦呦改进的方法也不是提取青蒿素所必需（魏振兴和罗泽渊用的都不是屠呦呦的方法，中医研究院课题组还到山东和云南学习他们的提取方法）。从得到青蒿素单体的角度看，屠呦呦得到的是粗提物，钟裕蓉得到的是有效单体（现代药物开发，得到有效单体才算是发现新药）。余亚纲和顾国明与钟裕蓉的发现都是当屠呦呦不在中医研究院时做出的，他们自己应该是这两项发现的主要发现人，而不是屠呦呦。如果“青蒿素II”单体与“黄花蒿素”是不同物质，则魏振兴和罗泽渊才是青蒿素的真正发现人。

    从前面对青蒿素发现过程的简单回顾，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科研主管部门未授屠呦呦个人国内科研大奖的考虑。在国际上也有为避免争议不授奖的先例,例如John Hughes, Hans Kosterlitz和Solomon C. Snyder在内啡肽（内源性吗啡样物质）方面的工作。1978年， John Hughes, Hans Kosterlitz和Solomon C. Snyder因内啡肽（内源性吗啡样物质）的工作获Albert Lasker奖，当时普遍认为三人将很快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对神经科学研究者来说，发现脑内内源性吗啡样物质的理论意义要远大于青蒿素的发现。但是Snyder的学生Candace Pert写信给Albert Lasker基金会表示她自己是Snyder实验室内啡肽的主要发现人（之一），应该获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John Hughes和Solomon C. Snyder还不到40岁，很多人认为Candace Pert的信让他们三人失去了得诺贝尔奖的机会。Hans Kosterlitz已于1996年去世，Candace Pert也于2013年去世。

   有人可能说Albert Lasker奖和诺贝尔奖已经对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制过程中的贡献争议做出了权威性判断，屠呦呦是当之无愧的最应该获奖者。我们也不能太迷信外国人的判断，尤其是当外国人依靠国内发现者自己讲故事的时候。外国人怎么可能比国内实际参与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更了解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制过程中的争议？现在的结果是

葫芦僧不管葫芦事，洋和尚判断青蒿案。

屠呦呦已经获奖，再多的颂扬和诺贝尔奖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毫。我们更应该努力还原历史真相，让余亚纲、顾国明、钟裕蓉、魏振兴、罗泽渊、李国桥、周维善、吴毓林、李英等学者的贡献得到他们应得到的承认。

二、屠呦呦为何不是院士

   不少人认为屠呦呦研究员获得了诺贝尔奖，说明她的水平远在院士之上，早就应该是院士。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看，作为国家级科研单位中医研究院的参与全国重大协作课题的课题组组长，屠呦呦应该有在文革后的“科学的春天”里的先发优势。属于屠呦呦同辈人的从事针麻原理研究的韩济生院士与陈宜张院士、中西医结合研究“肾”本质的沈自尹院士和参与青蒿素结构分析的周维善院士，都充分发挥了文革中发掘中医伟大宝库过程中建立的科研基础的作用，文革后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九十年代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屠呦呦研究员在青蒿素之外的贡献并不多，双氢青蒿素作为新药发明也受到质疑，并被告到国家科委（现科技部）。文革后的院士评选已经更多地看一个学者领导的实验室的科研文章和科研成果的数量，屠呦呦的科研文章和科研成果的数量显然已经不足以在新时代竞争院士荣誉。无争议的屠呦呦的贡献，是她在余亚纲和顾国明发现青蒿乙醇（沸点78.4°C）提取物对鼠疟抑制率可达60-80%的基础上，发现青蒿乙醚（沸点34.6℃）提取物对鼠疟抑制率可达100%。如果屠呦呦不得诺贝尔奖，这一贡献恐怕不足以竞争院士。我在前面说过，余亚纲和顾国明是创新，屠呦呦是改进，而青蒿素结构分析和成功临床试验使用的“黄花蒿素”不是用乙醚提取法得到的。

  实际上，进入21世纪，按照现行的科研奖励标准，韩济生院士、陈宜张院士和沈自尹院士的科研文章和科研成果也不能与海归的科研新贵们竞争。这正是

李杜诗篇人人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十年。

    屠呦呦研究员是幸运的，受到中医研究院管理层的重视和信任，并未受冷落和压制，远比现在为她抱怨的人们幸运得多。她在相对年轻时就担任了国家级科研单位中医研究院的参与全国重大协作课题的课题组组长，这一组长位置对她获得诺贝尔奖很可能比她发现青蒿乙醚（沸点34.6℃）提取物对鼠疟抑制率可达100%还重要。作为课题组组长，屠呦呦研究员有机会更多地宣传自己的贡献，她对自己课题组组员的工作，如余亚纲和顾国明的工作只是笼统作为课题组的工作提及，似乎从未提及余亚纲和顾国明的名字。余亚纲和顾国明的创新性工作，尤其是他们俩的名字与青蒿素项目的关系只是近年才被人了解，推荐、评选Lasker奖和诺贝尔奖的外国学者可能从未听说过余亚纲和顾国明的工作。屠呦呦引用文献时为宣传自己的贡献，有时会把署名课题组的文章作者改为自己，更改作者排名顺序，删去合作单位的作者名字。

    屠呦呦未被选为院士，不是因为她受冷落和压制，并且不为名、不为利，而是因为她在文革后未能在这一全国抗疟药科研协作中担任中医研究院课题组组长的辉煌基础上再创辉煌。究其未再创辉煌的原因，应该是她与韩济生院士、陈宜张院士和沈自尹院士相比，在科研工作中尚有若干短板。从八十年代开始，具体科学发现的所有权（ownership）属于具体实验思想/方案（idea）的提出者和关键结果发现者，由他们发表他们自己为主要作者的科研文章，不再以课题组的名义发表有明确发现者的科研成果。因此，八十年代以来的成功科学家必须是许多具体科学发现的具体实验思想/方案（idea）的提出者和关键结果发现者，上级任命的部门或课题负责人地位的作用大为降低。试想，如果余亚纲和顾国明、屠呦呦、钟裕蓉、魏振兴、罗泽渊和李国桥各自独立发表他们的工作，人们会如何评价每个人对青蒿素发现的贡献呢？

    巴斯德有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纵览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和科技史，我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规律：机遇尤其偏爱当领导的头脑。胜利和成功往往主要归功于领导者。斯大林说过：胜利者是不该受指责的。成功的领导者受到批评时，总会有很多人自动站出来维护领导者。人们似乎相信正义必胜，因此胜利和成功者又常被赋予各种美德，而失败者则常被认为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比较客观地分析说：“商纣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恶劣。正因为人们把商纣的坏处说得言过其实，所以君子不愿意处于人品低下者的行列中。一旦那样，普天下的恶名声都会堆到自己头上来。”（“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也许子贡说的“下流”译为失败者更贴切，“所以君子不愿意当失败者。一旦失败，普天下的恶名声都会堆到自己头上来。”古汉语专家白平先生认为子贡的话还可以有一种翻版：“尧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力争上游，天下之美皆归焉。”成功者得到的美誉也常常言过其实，因此“君子”们要力争成功，让天下的美誉尽归于己。有人有时会不择手段。

三、中医药的未来

    屠呦呦研究员的“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说法广为传播，让认为中医药有光明前途的人倍受鼓舞。中医药会和现代医药平行发展吗？国内有关中医药的讨论常常会夹带感情色彩，拥护和不拥护中医的两方往往不能对中医药与现代医药的区别做出准确的说明。实际上，只要弄清楚中医药和现代医药的区别，答案是自明的。

   中医药和现代医药的区别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疗的理想目标；二是治疗的理想手段、理想药物。

   现代医学优于中医之处在于现代医学的理想目标是对因治疗，通过去除病因达到治病的目的。对症治疗是对因治疗的辅助手段或无对因治疗时的不得已办法。现代医学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通过不断深化对疾病的认识，发现病因，寻找去除病因的办法。

    现代医学的理想药物是选择性高、药效高、生物利用度高、无副作用、使用方便（例如口服一天一次）的单一物质/化合物。现代医药也是从草药、动物药、矿物药等天然药物发展出来的，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植物药颠茄酊剂、大麻等在美国还被“西医”（现代医学）使用。但是与中医不同，现代医学相信有效药物必有有效成分，可以通过提取有效成分来减少无效成分的副作用，并可以通过化学手段改造有效成分的结构使其副作用降低、生物利用度提高、选择性提高、疗效增强。以常用药阿司匹林为例，东西方都用的植物药柳树根皮有镇痛抗炎的作用，其有效成分为水杨酸，对消化道刺激很强，服用水杨酸要同时服用苏打片，化学改造使其乙酰化成为乙酰水杨酸，即阿司匹林，对胃肠的刺激作用明显降低。阿司匹林是中药吗？即使未经化学改造的水杨酸也不算中药。青蒿素也是一样。中药黄花蒿中提取的有效成分青蒿素不溶于水，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差，化学改造的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和青蒿琥酯疗效明显增强。

    任何药物，无论其原材料来源，只要是根据现代医药寻找单一有效成分（对于病因或某些具体生理病理指标例如发热、疼痛、高血压、高血脂等），化学改造以提高疗效、增加选择性、减少副作用这一指导思想开发出来的药物都是现代医药，如吗啡、奎宁、水杨酸、阿司匹林、麻黄素、地高辛（洋地黄类强心药）、筒箭毒碱（肌松剂）、青霉素、链霉素、阿托品（植物药颠茄的有效成分）、他汀类（statin）降血脂药物。单一成分有效药物开发出来之前，现代医学并不拒绝直接使用有疗效的草药，如颠茄。单一成分有效药物开发出来以后，可以再复方配伍用药。青蒿素不过是现代医学利用植物资源和人类已有知识开发新药的又一个成功案例而已，与吗啡、奎宁、水杨酸、阿司匹林、阿托品的开发并无二致。我们不能因为奎宁对疟疾有效，就说美洲印第安医学有光明前途。

    与现代医学对因治疗的理想不同，中医的目标是辨证施治。什么是辨证施治？实际上就是对症治疗。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甚至1949年后上大学的中国人，对辩证法这个词过于熟悉，一听说“辨证施治”，很容易与辩证法联系起来。脑海里就会把中医与以动态的、变化的和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的思维方法联系起来；而西医（现代医学）作为中医的对立面当然是形而上学的，以静止的、不变的和片面的方式观察世界。

    虽然辨证施治受到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但是辨证施治与辩证法并无直接关系。证是“症状”之“症”的本字，“症”是“证”的俗体。辨证施治就是辨症施治，也就是对症治疗。在病因不明时，现代医学尽一切可能仔细描述病理变化和临床症状来分类确定疾病，为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提供病理学和症状学依据。与现代医学不同，中医以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来概括复杂多变的疾病状态，用于指导用药和针灸治疗，而不是深入细致地研究每种疾病具体的病因、病理和症状体征。中药的作用又是在八纲、脏腑、经络的框架下定义的，完全没有寻找、使用单一有效成分的概念。一种化合物，无论是纯化学合成还是从中药中提取，只要是有现代医学定义明确的药理作用，就是现代医药。有哪个医生还会用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或三焦辨证来指导青蒿素的使用？按现代医学治疗原则和药理作用使用的药物又怎么会是中药？

   如果谁还不清楚中医药是否有光明前途，可以问自己下面几个问题：

   1. 单味中药或方剂是否必须有一种或几种治疗某种疾病的有效成分才能对该疾病有治疗作用？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就不必看下面的问题了。

    2. 你是愿意只服用那一种或几种有效成分，还是愿意既服用有效成分、同时又服用可能有毒的无效成分？

   3. 如果有去除病因的对因治疗，你是愿意对因治疗，还是愿意以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为指导对症治疗？

     虽然中医辨证施治在两千年前是先进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和机体的最好认识，但是近代的中医理论体系没有完成从以行医经验和哲学思辨为基础到以医学科学为基础的转变（参见《医学是什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604-818996.html）。在现代医学的对因治疗和提取、改造天然药物有效成分使其成为更有效、更安全、更少副作用的现代药物的压力下，中医药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中医药有用的经验知识会被现代医学吸收、借鉴，用于开发现代医药，中医药的未来只是作为对于某些疾病在现代医学尚无有效治疗办法时的替代医药(alternative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