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致新大姐的博文《我与萧乾伯伯的“文字缘”》，她写道，“1972年春，正是‘文革’后期，我父亲从下放的蒲圻赵李桥茶场“五七干校”调回武汉，先在预制板厂劳动，后来调到文教局创作室。不久，我妈妈也从崇阳沙坪的“五七干校”调回武汉。”我马上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了小时候前往赵李桥的模糊旧事。

那是1960年前后，我至少去过两次赵李桥，探望被判刑改造的极右父亲。一次与母亲、姑姑一起，还有大妹妹，那次留下的印象很美好。一是母亲带去了一瓶梅干菜烧肉，味道好极了，似乎是今生最好的美味。可惜不多，虽然是母亲带给父亲的礼物，但不知道父亲尝了没有，也许他看到我们兄妹吃下去是最幸福的事情，而我们则大大的解了馋。二是父亲给我们做了一个独轮推车，推在乡间的小路上其乐无穷。三是父亲还到赵李桥去买了一些糖果，当时的糖果肯定质量很差，但也是很不容易才能够吃得到的。四是劳改农场的红薯很甜，还有红心的，太好吃了，但父亲总是省着饭给我们吃，毕竟他们很少吃米饭的。五是还到赵李桥照了照片（见图10，我们探望狱中的父亲），在那个时候非常难得。我想，对于我们而言那次赵李桥之行是一次愉快的旅游，对于父母、姑姑是难得的团聚，对于政府而言是一次宽大的人性关怀。

第二次，是和爷爷一起去的，但在赵李桥的经历一点印象也没有，也不知道这次在前在后。唯一的记忆是和爷爷返回的时候在汉口换车次，那个冬天的黎明天还没有亮。我看大人们（一起换车次的）都侧着脚走在郊野的路上，一边心里好奇一边就将脚跨进了一个圆圈里。没想一下子掉了进去，原来是个大粪坑。大人们连忙把我拉了起来，但已经浑身湿透，爷爷脱下袄子把我裹起来继续赶路。记得到火车上，有人说“怎么这么臭？”爷爷吱吱唔唔算是敷衍了过去。回到家时，外婆烧了一大锅热水，让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好像还没有感冒之类的。

赵李桥是鄂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与湖南省临湘市相接，是湘、鄂二省三县（市）的交通枢纽和物资转运集散地，素有“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三镇”之称。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那里的劳改农场有好几个。最先由省公安厅建于1951年，后设8个分场（包括百花岭、黄土塝、千子坳、大龙、苍满岭、马蹄湖、八王庙、益阳桥等），还有羊楼洞茶场也曾经是劳改农场。父亲所在的是哪个农场，已经无法考证了，赵致新大姐的父亲文革期间在哪个农场也不清楚。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的无情打压却是真真切切的，虽然最后都平反了，但那么大一批人多少年的苦难却没有办法计算，而且还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熬到最后的平反。

父亲在那个农场整整呆了六年，曾经因为肺结核大吐血险些要了命，因此肺脏严重纤维化而长期呼吸功能不好，最后只活了68岁。不过比那些许许多多惨死在农场的无辜的劳改者来说，他又是幸运的。他后来告诉我们，到那里劳动改造的很多右派分子都没有在“自然灾害”期间熬过来，有的饿死，有的病死，也有自杀的。要不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探亲，带给他很大的鼓励，他也很难坚持下来。在那样的年代，母亲没有按照组织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曾经几次找她谈话），最后不得不从县医院下放镇卫生所，但她以自己的坚毅，保护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我想，如果没有她当年与父亲相濡以沫，我们不会有虽然艰苦但充满爱与快乐的童年，也有没有父亲充满希望地活下来最大动力，而且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们这个家庭，母亲应该受到永远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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