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屠呦呦老师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真是大快我心。但她在昨晚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让人感到，她这只是“自谦之言”，或者说长期受到传统文化教育而发出的肺腑之言。事实上，“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吗？

1. 诺奖并非颁给传统医学

通过网络得知，在获奖名单揭晓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各国记者对屠呦呦和她的中医药研究背景发生了兴趣。第一个问题是问屠呦呦获奖的意义，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大会成员安德森（Jan Andersson）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早在1700年前人们就知道这种草药（青蒿素）能治疗发烧症状，屠呦呦做的就是阐释了这种草药的哪一成分具有生物活性，让后来临床治疗和生产药物成为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一名印度记者提出的，他说“屠呦呦的获奖是否意味着西方医药界对传统替代药物的看法发生改变？”诺奖大会成员、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弗斯伯格（Hans Forssberg）回答说：“寻找新药的途径有很多种，人类通过不同植物寻找治疗方式由来已久，这可以激发我们寻找新药的新观念。”不过，弗斯伯格教授也明确指出：“我不认为我们会直接用这些草药”。出席发布会的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Juleen Zierath）补充说：“他们用了很复杂的方式提取这些有活性的自然物，这不是说把一些植物混在一起就行，而是用了复杂的方式提炼。”新闻发布会主持、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委员会秘书兰达尔（Urban Lendahl）也赶紧补充说，草药只是起到了“激发创新”的作用，最终通过技术做成了“现代的、有效的药”。

接下来的问题包括这种新药的抗药性，这种药与其它药相比，抗药性会如何等等。与会记者似乎对诺贝尔奖和中草药的关系表示兴趣，鉴于一再有类似问题，出席发布会的弗斯伯格教授说：“这不是对传统中医药的颁奖，我们颁的奖是给从中医药当中获得启发、作出贡献的个人，她能够从中做出新药，让我们在全世界销售。”

2. 葛洪离诺奖有多远

三个月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屠呦呦离诺奖有多远（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897987.html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屠呦呦老师的工作已经达到了诺贝尔奖水平，关键是看评审科学家的一念之差。

屠呦呦老师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她对传统中医药和晋代医药学家葛洪的感激之情，她的创造性思维来自于《肘后备急方》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正是其中的“水渍”和“绞汁”让她琢磨出青蒿素可能不耐热，只能用低温萃取的想法。根据诺奖的授奖规则，他们特别重视最早的原创者（因为后来的合作者发表了许多高水平论文，以及在新药成果中付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谁也不能取代屠呦呦），但屠呦呦的思路却来源于葛洪。我们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葛洪在世，他的工作离诺奖有多远？

个人认为，葛洪的工作与诺奖差距很大，不低于孙悟空的一个跟头：

（1）不可能发现“青蒿素”：葛洪的时代，人类对物质的化学成分完全没有概念，更不可能认识“青蒿一握”里面存在化学活性成分“青蒿素”。

（2）不可能认识青蒿素的抗疟作用：那时候，人类对疟原虫的致病作用根本认识不到，甚至离看到它还得经过很多个世纪。

（3）不可能有治疗疟疾的高疗效：虽然青蒿“绞取汁，尽服之”很可能是葛洪发现其提高疟疾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办法，但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抗疟原虫的活性实验根本无法设计和实施，那么100%抑制率只能是天方夜谭，“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现代神话又何以实现？

这就是葛洪与屠呦呦的差距。而屠呦呦在青蒿素研究中的3个“最先”是葛洪所无法达到的：最先经过动物实验及人体试验发现青蒿乙醚提取物的高效抗疟作用（1971年10月4日）；最先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结晶（1972年11月8日）；最先经临床试验初步证实青蒿素结晶对疟疾患者有效（1973年9-10月）。

3. 传统医药提升疗效的必然途径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诺奖委员会主席朱琳（Juleen Zierath）介绍了青蒿素的制取过程：“他们使用了非常复杂的方法，从这些天然产物中获得有效成分。我绝不会轻视这点。他们也阐释了这些有效成分的结构。所以，这事关有效成分，而并不只是植物的混合物。”

朱琳在这个简短的说明中，将“有效成分及其结构”与“植物的混合物”进行了对比性评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作为专业内人士，我一直关心的是中医药科研的未来方向。从青蒿素到三氧化二砷，这两个大奖值得人们思考：一是它们为什么都来自传统医学？二是传统医药学面向现代化是否应该重视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道路，即拆方道路而不是复方道路？

我曾经撰文把中药研究分为“复方道路”与“拆方道路”两条途径（见“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三）”、“砒霜和雄黄的现代故事（五）”。在我看来，两条途径代表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简言之，前者代表保持中医药特色的倾向，即通过复方药理学证明中药复方的起效的现代机制，阐明中药复方的配伍效应。陈竺院士称之为用现代语言解释中医药治病的道理。后者则通过拆方方式，分析中药复方起效的化学成分，在化学成分明晰的前提下探讨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提高的途径（如血药浓度与量效关系、药代动力学、生物合成方法等等）。或者说，前者立足于中药复方现有疗效的现代解释，后者着眼于寻找新的疾病干预的高效化合物。值得思考的是，解释复方疗效机制的研究比比皆是，尤以陈竺院士的研究层次最高，宣传起来也振振有词。寻找新化合物的研究凤毛麟角，其意义重大但难度更大，甚至有人终其一生而鲜有建树。

值得庆幸的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张亭栋发现了三氧化二砷，他们的成果并且连连获奖，为这一研究方向燃起了新的希望。科学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在于创新，药物创新的关键在于提高防治疾病的效应而不仅仅是阐明作用机制，但愿现代医药学借当代科学家之手，从传统医药那里获取更多的礼物！我们知道，药物疗效取决于有效成分的血药浓度，只有通过准确调节有效成分的剂量才能把握其血药浓度，才能进一步提高疗效，以适应残酷的竞争。为什么现代药物都是化学和生物学制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化学和生物学制剂能够方便地调控药物成分和用量。如果连药物成分都弄不清楚，何以提高调控血药浓度，何以准确地弄清作用效应以及进一步疗效？

个人认为，就中药复方而言，如果能够通过临床试验确定一定的临床疗效（也必须严格设计，严谨实施临床试验，在现代药物研究中本来属于最后一步，而且是判决性试验），但在复方中药研究中，由于本末倒置的原因可能只是疗效竞争这场大戏的一个序幕，而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开展。因为能够获得FDA新药批准，你必须是“鹤立鸡群”的疗效才谈得上胜出，否则为什么说它那么严苛。记得某中药通过美国二期临床试验以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后不久，我到上海参加其国内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方案论证会，当时有一个非常冲动的想法：如果该药临床疗效确切，还有很大的进一步提高疗效的工作可做。从“癌灵1号”到三氧化二砷，从青蒿复方到青蒿素，经过药学研究如果能够准确找到该药的有效成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验进一步找到相关成分的最佳剂量，则有可能让其抗肝纤维化作用提高一个台阶。我首先问到制药公司总裁，他说已经分析出有效成分，是某某教授负责做的。我又问到某某教授，他说二期临床虽然有一定的疗效观察，但主要是观察毒副作用，确切的疗效研究是三期临床。至于二期临床公布的疗效，有一个不好解释的问题是，对照组的逆转率也不错（从理论上讲这不可能，问题可能出在评价指标的方法学上）。至于筛选有效成分的工作基本没有做，只是就可知成分探讨了一下它们配合应用的机理。

所谓临床前功夫，就是说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前，要做足药学、药效学、毒理学等等方面的临床前研究。尤其是药效学方面，不是简单地做几种疗效评价的动物实验，而是千方百计地在提高疗效上花功夫，一定要找到药物的有效成分，然后进行有效浓度的调控实验。也许，我们的中医药工作者担心这还是中医药研究吗？事实上，找到了有效成分的中药已经不是“中药”，而是现代的植物或者化学药物了，如果再进一步进行合成研究就更不是老祖宗的东西了。我们当前那么强调“特色”，好像一切的宝贝都在“特色”之中，甚至说离开了“特色”就不是中医药研究，那不是自掘坟墓？因此，实验研究就成了复方疗效的机制探讨。尽管如此，这也不是“纯中医”心目中的中医药研究，他们的特色就是“经典”发微，能够读好经典就能够提高临床疗效。但这些能够登上现代医药的大雅之堂吗？

我的其他博文：“五味子化学研究”：中医药创新与传统理论突破；张亭栋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的启示；从近年医药研发失败案例看中药疗效竞争前景；申报FDA临床试验：复方中药做好准备了吗；英全面限制中成药预示什么？疗效竞争是真刀真枪，花拳绣腿上不了战场——感王进博文；复方中药的尴尬；读jiaxing9在“青蒿素背后的故事（1）”后面的留言；屠呦呦获奖对中医药研究的启示；读饶毅“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有感；从欧盟对中药的态度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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