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礼记·学记》的“学然后知不足”肯定有不同理解（原文：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不过，我情愿把它看成“学习一种知识，然后知道它的不足”，于是就可能丰富它、发展它。正如《论语·为政》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尽心下》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读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蒋文跃的两篇博文，虽然说得是常识，但仍然是中医界的清新之气，因为我们这个领域的崇古之风由来已久。以至于“纯中医”、“铁杆中医”自命不凡，以为“以不变应万变”是制胜法宝。

他在“为理性与勇气喝彩——读《中西医结合二十讲》有感”一文中称：“如果有人说中西医结合那就是毁了中医，我不知道何处是真中医，是回到‘神农’时代、《内经》时代、仲景时代、金元时代抑或是叶桂时代？我不知道《伤寒论》注解本古往今来已有多少本，不知哪本是终极本？中医的概念与理论几千来并非一成不变。将中医局限在有限的几本书中本身就是自掘坟墓。时下颇为流行的某本中医书，本来的出发点是好的，想呼吁不要丢弃中医自身特色，不要以半吊子的西医来解读中医，可书中由尊经演化为拜经，甚至于《伤寒论》的条文数字大有深意，医经的每个字都奥妙无穷。这样的著作流行，当属中医界某些人由自卑情结而带来的‘虚火上炎’，长久来看，受害的仍是中医本身。”

他在“情绪化认识有害中医学发展”一文中指出：“审视中医药发展史，从张仲景、金元四大家、叶天士至近现代张锡纯、祝味菊、施今墨，善于革新和吸收新成就者，均成为一代名医宗师。对一门事业的爱分为两类，一种是爱其长，另一种是找其短，而后者更难，更需要勇气，对事业爱其深者方能如此。承认自己的不足是进步的开始。有些人一听别人说关木通有肾毒或小柴胡汤反应，立即有一种情绪，仿佛别人又在说中医的坏话，然后指责人不懂辨证故尔如此。但却没有西医大夫认为西药说明书列出的一大堆副反应或禁忌症是在指责西药。不少人至今尚不能平心静气地接受，给你指出问题恰恰是重视你。”

这些话都说心平气和的肺腑之言，值得我们思考和掂量。正如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人类的认识总是在创新的鼓舞下不断地向前发展，任何以为到达顶点的思潮都是让其停滞的负反馈。

附蒋文跃：为理性与勇气喝彩——读《中西医结合二十讲》有感

近来中医文化类的图书不少，这也许是中医界对局外刺激（所谓取消中医）的一点反应，是好事。然而翻一翻此类书，让我颇为忧虑。因为许多书中充满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想象的东西，将好事变为被动的事。这类书多数主张回归中医。主张“纯”中医的论调目前很时髦。

如果有人说中西医结合那就是毁了中医，我不知道何处是真中医，是回到“神农”时代、《内经》时代、仲景时代、金元时代抑或是叶桂时代？我不知道《伤寒论》注解本古往今来已有多少本，不知哪本是终极本？中医的概念与理论几千来并非一成不变。将中医局限在有限的几本书中本身就是自掘坟墓。时下颇为流行的某本中医书，本来的出发点是好的，想呼吁不要丢弃中医自身特色，不要以半吊子的西医来解读中医，可书中由尊经演化为拜经，甚至于《伤寒论》的条文数字大有深意，医经的每个字都奥妙无穷。这样的著作流行，当属中医界某些人由自卑情结而带来的“虚火上炎”，长久来看，受害的仍是中医本身。

直到近日读到赵洪钧先生的《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在众多的此类书中，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深为其学识、理性和勇气钦佩。

我平素才智迟钝，中医的很多理论总是不能说服自己，因而在教学中总是会碰到磕磕碰碰说不清的理，愧对先生的名头。如五行说的起源问题，请教过不少专家，也查阅过不少资料，并不能使自己满意。再有如运气说的古天文学背景，打听过好多人，竟很少有能对此说清的人。虽然用中医理论能自圆其说，但对我来说，已习惯于每一个概念总要从中医本身和西医方面来理解，直到二者融通无阻，方能释怀。这实在是件痛苦的事，然而一旦某一疑点廓清时，痛苦也就成了快乐之源。如麻黄的发汗问题，我始终没有明白。查药理书明明是麻黄有轻微抑制汗腺分泌汗的作用，对表皮血管也有收缩的作用，怎么是宣发腠理呢？自己的女儿发烧时，我多次用含麻黄的方剂，效果很好，一般一个多小时后开始汗出热渐减。事实证明确有发汗作用。而药理学研究麻黄进行了80多年，应是很彻底，结论很可靠。读了赵先生书中的其中一讲，使我总算明白。麻黄主要是依靠增加产热，促使体温升高以诱发散热汗出。于中于西皆无碍，我喜欢这样的结合。

然而解释中药药理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特点。说中医妙处的书现在满地皆是，然而能有理有据地站在整体的高度来剖析中医的短处，或者说剥离中医理论中的臆测或错误的成分，这样的书并不多。中医只有洗去锈迹，才能蜕变前进。这不但需要中西学识，更需要勇气。一个真正热爱中医的人，才敢自信地解剖不足，并进而提出前进的方向。即书中所言的解构与重建。如赵先生在书中认为五行的生克关系及其在脏腑上的推演应该淘汰；六淫从本质上来说就四淫，即寒火湿燥，或更简单地说，就湿度与气温二者;如认为心包、膻中、三焦、命门均为理论模型的多余构件，完全可以舍弃；如对中医整体治疗不足的分析；如将寒热虚实与西医四大病理概念（炎症、供血障碍、代谢障碍、肿瘤）的重组。还有对经络的本质的观点更是一针见血：经脉络脉基本上即是血管，目前的经络本质研究方向上根本就是错误。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结论是其心血来潮的臆测。相反，书中列出了大量的古典依据与现代研究成果。也即是出于“理性思考”的结果。现将作者自己对理性思考的定义录于此：

“所谓理性思考，是不说不盲从一切古代或现代人的有关见解，而是从已经实验充分证实的理论和自己的有关经验知识出发，运用尽量严密的逻辑思考问题。当然，所谓‘已经实验充分证实的理论和自己有关经验知识’也不是绝对可靠，但总比盲从或从古今许多猜测性假说出发更好些。”

笔者一直相信，一个高明的西医只要认真学习过中医一定会喜欢中医的；排斥中医的西医，大多是没有真正调查研究过中医，基于情感的偏见。同样，一个真正明白的中医生必然会去学习西医来帮助理解中医、发展中医。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

医无中西，方是化境。读完全书，我相信作者是基于理性做出许多大胆的解构与重建，只有基于理性才会有勇气，勇气来源于理性，否则便是“激情”，用“激情”写小说尚可，说中医则危险矣。

我想一些人读完此书后，会有不少失落感，那就是中医固有的一些理论被打碎的感觉。这就是文中所说的“硬核融合”。读者也许会有条件性的抵触。看来作者已有准备，预判“极有可能有很多人对通约‘硬核’长时期持激烈反对态度。这是科学史上一般规律，无足怪”。有时候对事业的热爱，如果失去了理性就会变成偏执与偏见。一些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得的是“科学强迫症”，与此类人辩驳已无前提与必要。而一些自诩为铁杆中医者所强调中医固有传统一概不可变，其情形亦约略相似。

以传统的形式学习实践中医并不难，以现代科学来研究中医亦不难，难的是精通中医和西医后，再进行融会。这需要学者多方面的学养，确非易事。赵先生的《中西医二十讲》是近年来在此方面少有的佳作，是个好的开始。当然，在通约过程中，下肯定性的结论要慎重。现代科学对人体的认识水平尚是初阶段，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的推测与假说则可，作结论尚为时过早。如文中，认为“柴胡”之机制无非是解热、利胆；桂枝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消化吸收，未免简单化。书中对中医治疗策略对调节利用机体自愈能力方面，明显欠缺。但这些是枝节，瑕不掩瑜，本书的最大贡献是真正指明了中医发展往何处去的大原则。历史终将会告诉我们，中医将走向何方。

附蒋文跃：情绪化认识有害中医学发展

笔者在不少场合与一些热爱中医的人士交流时，常会感受到一些对中医或西医的不甚冷静客观的情绪化认识。固然，热爱一个事业自然需要“情感”因素，然而对于事业本身的研习，意气用事往往容易使人做出偏颇的判断以致“不识庐山真面目”。佛学大师李叔同言，才高气和方为智者。

审视中医药发展史，从张仲景、金元四大家、叶天士至近现代张锡纯、祝味菊、施今墨，善于革新和吸收新成就者，均成为一代名医宗师。对一门事业的爱分为两类，一种是爱其长，另一种是找其短，而后者更难，更需要勇气，对事业爱其深者方能如此。承认自己的不足是进步的开始。有些人一听别人说关木通有肾毒或小柴胡汤反应，立即有一种情绪，仿佛别人又在说中医的坏话，然后指责人不懂辨证故尔如此。但却没有西医大夫认为西药说明书列出的一大堆副反应或禁忌症是在指责西药。不少人至今尚不能平心静气地接受，给你指出问题恰恰是重视你。

笔者发现，如同很多对中医不以为然的人大多对中医知之甚少一样，不少对西医和中医药现代研究持情绪化认识的“铁杆中医”对现代生物医药整体认识也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对中医药疗效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估。笔者自己喜欢上中医也同样因其临床的实际疗效，但不能就此而迷蒙自己的眼睛。

譬如在非典防治中，中医药发挥了自身的作用与特点。但有人却就此以为中医药在这方面可以脱离西医或就此沾沾自喜，甚至有人略带讥讽地说，病毒尚未查明，中医早把病人看好了。试想，如果没有现代的流行病学一整套隔离程序和微生物学的检测成就，这样的疫情死亡岂止上万，这绝不仅仅是中医清热解毒力所能及的，翻阅古代每次疫情死亡人数便知大概。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在指责抗生素耐药性的同时，是否想过青霉素的发明才真正是活人无数，更不用提抗生素在手术消毒中的威力。笔者在此并不想贬低中医抬高西医，只是说我们必须对中医西医分别有完整客观的认识后，方可有发展中医的正确思路。

再如经常听到有人说欧美“中医热”，笔者查看西方主流医药著名期刊，极少有中医药的原始论著。这表明中医药在西方还没有到“热”的程度。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中医的疗效评估至今仍是停留在“医案”式的个案记载水平。个案并非不是“证据”，如链霉素治疗结核即由个案获得证据。但很多疾病的疗效光用“个案”式的证据是不够的。

许多人误以为，西方主流医药要求中医出示证据，即意味着用西医模式来衡量中医。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中心主任在英国医学杂志曾载文，详述在评估传统疗法的临床疗效时，如何做到既按传统医学固有的诊疗模式，又要在方法学上经得起考验。我们经常将“辨证论治”挂在嘴边，可至今我国尚未开展过一项严格的比较辨证与辨病的疗效的临床试验以证明辨证的优越（笔者在撰写一文章时想作为参考文献，搜遍各类期刊也未看见）。有人或许会说，证据早有了，只是你没看懂或现有的方法体现不了。这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我想，这如同法律上，在没有获得证据前，嫌疑人都是假设无罪的，哪怕你明明知道这人一定是罪犯也没用。两种体系的交流必须存在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交流媒体或语言”。这如同一个说汉语和一个说德语的人交流时，坚持各自说自己能懂的语言，那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有效交流。笔者在祝味菊《伤寒质难》（陈苏生整理）后记中，曾读到祝氏希望将来在正规的医院里进行严格的中医药疗效与副作用的评估，历史将过去一个世纪，令人唏嘘的是至今尚未有此类研究。

我想很多“铁杆中医”并不是抵触或拒绝西医，可能最担心的是用现有的技术手段或方法不能真正体现中医的真实疗效。其核心是，中医药对人体功能状态的整体调节是否能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回答了中西医能否汇通或结合的问题。笔者认为人体功能状态只要是存在的，就有可能进行表述。整体功能状态难于表述并不等于不能表述，现在难于表述并不等于以后难于表述。这正是摆在当代中医药研究者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知难而退与知难而拒不应是一个真正热爱中医者所持有的理性态度。如果所有的学科中的思想与方法都被用于中医药研究，这一定是中医药之福而不应被看作是中医药被肢解之祸。

笔者并不认同用现有分析还原的方法中简单的几个指标来衡量中医药。当今以西医或现代指标单纯验证式的中医研究，这仍旧是上世纪中医抗争被取缔的“后续延迟反应”，即怕人说中医不科学，所以有现代根据即是科学。但这也是中医药研究的一部分。至少这证明了这条道路行不通。科学总是在积累中产生新的变化。

有人指责中医药现代研究几十年来没有像样的成果，也有人指责自清代后再也没有像张仲景这样的大师，这些观点反映了学术上的情绪化认识。任何学术新思想的产生是不可能孤立于整个社会环境和科技水平之外的。张仲景如果不是中医学发展到一定水平，加上大量传染病的流行等多种因素的促成，是不可能突发灵感撰写出《伤寒杂病论》的。没有唐以前的积累、宋明理学的兴起、金元战乱等多因素也不会产生金元四大家。现代医学近几年开始关注系统生物医学，开始寻找所谓的“功能性隐单位”（Functional hidden unit），这与中医脏腑辨证在思维模式上是接近的，这些都需要脚踏实地地去研究。诸如此类，现代生物医药的发展恰恰是给中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

有人认为中医药在历代发展中吸收任何新的思想则可（所谓中医药按自身规律发展），惟独今天的西医不可被融入吸收。认为中医西化就是中医被毁的想法只能说是对中医药信心软弱和低估研究者智商的表现。我时常想，如果张仲景还在世，是接受中西医汇通，还是仍坚持他的六经辨证？临床是硬道理，但某一基础观念的改变带给临床诊治水平的提高与单纯总结某方某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今对新词汇新概念炒作与浅尝辄止居多，真正深入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思想以及复杂科学体系，并融入中医药的实际研究操作少得可怜，这表明踏实的高水平的汇通工作阙如。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曾感叹，国内中国文学的研究者的悲哀是不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与研究现状。当今中医药研究的现状同样如此。笔者读到陈可冀院士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宽容与实在的工作等词时，想必言外之苦衷亦如此。中医药的发展已真正到了呼唤兼收并蓄、精通中西的大师出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