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庄呈展在《科学网》的博客仅有3篇，两篇被精选，点击率都很高，唯一这篇“关于批评”点击率颇低。个人认为其价值最大，而不仅仅因为这是他唯一从过去旧文中挑出，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

批评（或批判）是一个社会或学科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我们经历了过去非理性批评（把批评当成一种运动，或者说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非理性的不许批评，而且二者相辅相成，以至于批评有了，反批评也有了，唯独理性缺失。庄呈展的博文“关于批评”，就是试图构建理性批评，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构建。

一、批评是一种关注

在一个理性社会，如果你的观点或学说受到该领域的批评，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被关注。正如庄呈展所云：“如果突然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至少说明自己的研究在一片宽泛如海的所有研究领域中被人关注了。而如果经过1-2年后，在这个领域内接受到了不断的一些工作上的批评和来自不同研究者的批评话，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这个领域中，而且很有可能这个研究领域会在之后的5-6年内逐渐汇集到一个比较统一的研究思路上来，逐渐汇聚成一个热点问题。”

二、构建源于批评高于批评

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在我打算构建一种“分期辨证”模型以取代当前盛行的“分型辨证”临床思维方式时，我得花很多时间去阅读有关中医“辨证论治”的文献，那些从古到今的各种各样的辨证论治体系，深入剖析它们的优点与不足，尤其是致命缺陷，以及如何构建能够与当代传染病临床相适应的辨证思维模式。而当我最初开始批评“分型辨证”模式的时候，仅仅根据我的一些临床体会以及相关思考，就能够数落出它在传染病领域的明显失误如“违背古代训示”、“抛弃病程研究”、“忽视病机分析”、“淡化理论思维”等等。

正如庄呈展说的，“如果我们现在当下要构建一个新理论，作为一个构建者必须从理论的源头至今的作品都阅读，比如说Schumpeter在写成‘经济发展理论’之前差不多将他之前三百年的经济学著作都阅读完了......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话，基本Schumpeter理论中的任何一个重要观点都能进行批评，而批评家进行批判的依据可能只是来自于2-3本书的看法......没有批评家，构建者未必能够真正构建出有意义的理论。有批评家，没有极为有耐心且能接受批评的构建者更加无法搭起新理论的架子来。”

三、批评的建设性与建构的先进性

在批评作为一种运动群众的方式被高度采用时，人们的恐惧往往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批评者那里，见不到丝毫的“与人为善”以及“与事有益”，有的只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冷战思维”因袭至今，完全可以从网络上的“文革”看到，那是“斗争”精神带来的景象。但是，真正的理性批评却是另外一种模式，即“与人为善”、“与事有益”。批评不是为了打倒（你死我活），不是为了破坏，而是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进步。

那么，理性构建必需具有先进性。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里，一种新假说的构建有两个前提：创新性和可操作性，二者相辅相成。注重创新性而忽视可操作性，可能导致“乌托邦”，注重可操作性，而忽视创新性，可能陷于“实用主义”，都无法获得先进性。先进的东西一定具有前瞻性（即开阔眼界而不是门户之见）和继承性（全面接受前人智慧和宝贵遗产），并能够接受理性批评意见和科学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此而言，构建者必须具备谦卑的灵魂。

附庄呈展：关于批评

于笔者个人而言是比较支持批评的，特别是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长时间以来在批评这方面上是有些缺失的。大概是比较早以前就明白，尤其是在学术领域内，批评的重要性是尤为明显的。

特别是在社科领域内。因为理科（如物理，数学等）一个研究时代的热点是有限的，所以可以通过一个或者几个国际平台（期刊杂志）进行直接的相互批评并达到相互促经的作用。而社会科学因为贴近的是人类社会现象的表达，所以它在同一个时代中的研究范围是非常宽泛的。甚至往往在一个较小的研究领域内往往全世界同时代就只能找到不大于10位的学者进行讨论，研究和促进。

如果突然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至少说明自己的研究在一片宽泛如海的所有研究领域中被人关注了。而如果经过1-2年后，在这个领域内接受到了不断的一些工作上的批评和来自不同研究者的批评话，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这个领域中，而且很有可能这个研究领域会在之后的5-6年内逐渐汇集到一个比较统一的研究思路上来，逐渐汇聚成一个热点问题。

所以我若干年前就认识到了，如果在这个领域内逐渐接受到一些批评，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我出国前也往往容易犯上不太能接受批评的毛病，毕竟批评总是难听的，作为个人来说接受其他人的见解总是较难的（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和我国文化有一些关系，但是据我观察，说实话德国人也较难接受批评，被批评时脸色也不佳）。

出了国后经历了这几年时间的沉淀，我当然现在既能悻然接受批评了，但是我对批评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批评需要有一些界限。

对于这一点有一些感觉的是一次Kolloquium（研讨会）上一位写硕士论文的女孩子因为方法论的设计上有一些问题，受到了博士学生的广泛批评（事实上用词较重，基本被批得体无完肤了）。女孩子肯定是哭了，我想作为这个女孩来说，她肯定认为自己是精心准备的（特别德国女孩子心气和自信也是较高的）。后来我又见过2次女孩子泪洒Kolloquium。随着我德语娴熟起来，也尝试过尽量能稍稍保护下。

由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是如果以后回中国工作的话，还是要更加保护一些。一方面是保护类似这些学术上已经有所见解的博士学生评论的积极性，但是也需要有一些界限，因为毕竟对于博士和硕士的难度设计是有不同的。另外一方面，我考虑到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学生因为长期的教育环境的因素，仍然能保持自信的不多，就更加需要适度保护。在这方面，笔者导师较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笔者自己也在观察学习，还需学习。（笔者有个小本，用来记录一些自己认识的牛牛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都是很细节的地方。）

2.批评是可贵的，但相对构建者的工作相对是简单的

批评是可贵的，是个不必多说的事，因为我们中国的社会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对于社会生活亦或是学术领域的批评逐渐形成过程其实只是最近30年的事情，对于敢于进行批评的人我从来是很尊敬的。

因为近几年的学习，我也发现了“批评”这个表达方式，我并不是很擅长，可笑的是我的不少社交网络名字却都叫“理性批判”。总之，我自知我不是一个擅长批判的人。我逐渐将自己绝大部分的时间逐渐转移到希望成为“构建者”的位置上来。

如何定义这个构建者呢？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现在当下要构建一个新理论，作为一个构建者必须从理论的源头至今的作品都阅读，比如说Schumpeter在写成“经济发展理论”之前差不多将他之前三百年的经济学著作都阅读完了，这个过程听起来就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话，基本Schumpeter理论中的任何一个重要观点都能进行批评，而批评家进行批判的依据可能只是来自于2-3本书的看法。这就是我所说的构建者的工作要比批评家困难非凡。

小结来说，我对于优秀的批评家十分佩服，对优秀的构建者十二分佩服。两者都是极为重要，相辅相成的，没有批评家，构建者未必能够真正构建出有意义的理论。有批评家，没有极为有耐心且能接受批评的构建者更加无法搭起新理论的架子来。而这个恐怕不是仅在学术领域内的现象。

3.批评的方法

我们暂且放开社会生活领域，局限到社会科学领域，如之前所表，因为社会科学有一定的自己的比较“散”的特性，很可能出现的找到的状况是往往一个小的研究方向上全中国召集专家开会很容易出现只有5-6人的状况，即使在全世界大部分社会科学学院中，绝大多数的教师之间的研究也并不紧密，原因有很多，没有必要作深究。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势是以课题为纽带的跨领域，跨角度的合作。

很多因为自己研究背景的关系而对试图建构者建构出来的方案有很大的质疑，甚至是方法论上的很大的争论。所以我的意见是，一个负责的批评者应该将研究思路的出发点（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背景），过程（从中可看出他的方法设计）在批评的同时交代清楚，这样等于可以提供给建构者一个切入点理解批判者，至于后面谁对谁错的过程也可以继续理性得辩论下去，趋势可以保持在良性的轨道上，可以真正将批评转化成有用信息以促使自己学问的增长。

反之，如果批评者没有在批评的同时具备这些条件，也没有啥根据性，同时也没有很大的建设性的话，我的意见是，构建者应该不对此类评价作回应，会浪费很宝贵的研究时间和激起更大的没有必要的口舌。社会生活领域的事件在此不做考虑，太复杂。

4.批评和被批评的态度

还是抛开社会生活领域，暂且停留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个人一直是这样的观点，社会科学与文学等人文学科（暂且不论两者的边界在哪里）还是有巨大区别的，社会科学就是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的不多的区别中最主要的是它是模糊科学。比如现代经济学在研究边际问题上的精确度很可能比生物科学的某些领域（如鸟类演化等）精确得多。当然例如政治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内分析非经济因素导致的问题往往需要使用历史法和推演法时的模糊度就高了不少。

为什么要将清楚社会科学是科学呢？因为需要将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的任务和公共知识分子（我此处并没有评论谁高谁低的想法，事实上我也很尊重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的任务积极分开。从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定义发展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读大量书籍，并且以自己在书籍中获取的知识对现实社会情况发表自己的观点。

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教授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几个方向上有深刻细致的科学的研究，同时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导学生。我的意见是，而对于社会现实的评论不应该是社会科学领域教授的主业。尤其是教授对于非自己研究领域内的社会现实进行公开评论和批评更该极为慎重和保守。因为教授最珍贵的东西是其在一定领域中很好的研究促成的他的声誉，而如果对非自己领域的社会现实进行无研究基础和草率的评论的话，很有可能因为他学术的光环误导了受众。同时最终受损的也是他自己的声誉。

当然肯定是有很多教授会对我这个意见是有批评的，笔者也觉得没必要以这条标准去要求所有教授，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至少自己会极为严格的遵守好这条规则。

第四点开头的地方我说要暂时抛开社会生活领域不论，是因为现在中国肯定是有了观点的输出手段，但是不同意见间缺乏理性交流的事实是存在的，原因是多样的。要求这样的社会迅速转化为理性讨论的社会很难，但是个人的意见是，这个理性和包容的好习惯的确应该先从科学界和教授范围内先开始。因为教授还能影响学生，学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教授的不可见影响。在德国，教授被成为Doktorvater（博士父亲），有一定的程度上是指这方面的。

最近听说到我们国家在推进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个人觉得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事实上现在的学科分类是从19世纪开始分列的，并非大自然给我们设置好的。而且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创新都发生在跨领域的研究内。（创新当然是破了旧的思维方式，以新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成为创新）。

但是个人有一个见解是，希望凡此跨领域项目的领头教授（一部分教授的主业3）在除了在自己领域内有较深的理解外，更要是能接受批评的角色。因为如我所说，社科领域的区别从出发点开始就很大，如果站在这个跨领域的研究上的领头人不能有minzhu的艺术，不能接受批评的话，很有可能变成跨领域的研究项目变成了该教授所在的领域为主，其他领域皆为陪衬的尴尬局面。与推行这套想法的本意是很大的违背。如何能接受批评的同时将跨领域的成果做出来是需要除了学术能力外的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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