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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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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韩济生的文章《在过度医疗背后》。作为一个即将退休的临床医生，对于过度医疗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院士认为，医院和患者一起助长了过度医疗的风气，个人认为，制度设计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方面。
记得多年前，大家谈到香港医疗保险存在“看病难”的问题（英国也是这样），因此得许多私营医院以弥补之。我们深圳的医院每年要接待相当数量的香港患者，原因是香港公立医院由医院管理局（HA）管理，其所需资金完全由政府供给（医生享受公务员待遇），它们不是独立的利益单位也就没有营利的动机。因此政府的政策方针也易于在医院中贯彻执行，对医院的治理成本也较低。但同时，医院依附于政府，HA一方面通过对所属公立医院拨付经费，就服务的种类和范围代表公众与各医院谈判，另一方面又负责治理各医院以确保医院能平稳运行，并为其职工提供工作和福利保障。由于医学界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优越，HA就有可能为医院的利益而损伤公众的利益，比如患者就医、检查、住院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排队，此外，临床检查、用药也应该严格按照适应症把握，而不存在过度医疗问题（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大陆的公立医院实行的是双轨制，既是利益单位，又是事业单位。在大家需要通过创收拿奖金的时候，我们的过度医疗能够得到抑制吗？记得过去，我曾经因为想给患者节约经费而受到批评，那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于是慢慢地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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