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流氓的定义，有人将政治流氓概括为：（一）从职业方面看，属于不良的皇帝、王爷和位高权重的官员；（二）从行为特征来看，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权力和私利，绑架国民，拿国人命运作政治赌注，翻云覆雨，生灵涂炭；（三）从道德角度看，以自我（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中心，食言自肥，没有信义，不守诺言，贱民愚民。

俗话说：“流氓不可怕，怕的是流氓有文化。”所谓流氓政治，就是政治流氓编造的，以维护专制统治者利益，欺骗愚弄人民的政治。历代开国帝王在打江山时，为了得到人民拥护，许诺“我的军队秋毫无犯”，“我是奉天承运”等等打动人心的口号。一旦江山得手，一方面大行“顺我得昌，逆我者亡”的强盗法则，根本不考虑曾经的承诺，让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一整套流氓政治思想体系，继续愚弄人民以维护帝王和走狗的统治。社会潜规则，官场潜规则，说白了就是流氓规则。《中国流氓史》、《流氓的历史》、《流氓世界》等几本书，从政治流氓讲到流氓政治，讲到流氓当道，百姓受害，社会丑恶；讲到流氓政治化，政治流氓化，民之大害，国之大难；讲到政治流氓滋生流氓政治，流氓政治滋生社会流氓和政治流氓。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古代及近代社会，一直依赖人治，没有发展出一套非人格化的理性规则，因此那种不遵守游戏规则，背信弃义的政治流氓性体现是极为突出的。回溯整个中国政治史，政治流氓首推汉高祖刘邦。史载刘邦出身微寒，虽“常有大度”，但“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虽然“为泗水亭长”，然“好酒及色”、“无赖，不能活产业”(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他的父亲“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鞫，以此为欢”(《西京杂记》)。楚汉相争时，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放在城头之上要挟刘邦，让他退兵，刘邦却大耍无赖，说道：“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可见，项羽这个贵族流氓完全不是刘邦的对手，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伦理的概念，突破世间的道德底线并不费吹灰之力。史籍载：“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斛区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之局”)。朝儒生撒尿，或许只有像刘邦这样的无赖皇帝才做得出来。

　　宋太祖赵匡胤“主演”的“杯酒释兵权”是解决功臣问题比较“人道”的方式。他本是一介武夫，被一帮“哥们儿”蟒袍加身，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君位，然后坦率向成了大臣的“哥们儿”表示，怕他们自己也会导演一幕“陈桥兵变”，于是大家皆交出兵权，告退乡里。这种在酒桌上就把问题解决了的方式虽无伤大道，却也极“赖气”。赵匡胤本是后周军队中的一个赌徒，颇有无赖习气，在军中聚集了自己的小圈子。冯梦龙称他“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个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赵国胤“陈桥兵变”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的那份“十兄弟结伙”的看家本领。

　　明太祖朱元璋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政治流氓之集大成者，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他早在升龙庭成为明朝皇帝之前，就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以此效法其心中楷模颇具流氓习气的汉高祖刘邦，然仅就流氓习气而言，朱元璋比起刘邦来更胜一筹(王春榆的“明代的流氓与流氓意识”，参见《社会学研究》1991年3期)。朱元璋小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特别会出主意玩耍。放羊时，羊官们饿了，又不敢早早回家，朱元璋并不作声，牵过一条花白小牛娃，抄起砍柴的斧子，当头就是一斧，将牛杀死。然后拣些干柴枯树，架上石头，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吞，一会儿，一条牛娃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和一根尾巴了。在伙伴们享受后害怕之际，为了能回去见田主，朱元璋出了个主意，让大伙埋了牛骨牛皮，把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缝里，回家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怎么拉也拉不出来了，只剩下尾巴了。结果却被痛打一顿，又被赶回家中。朱元璋的政治流氓行为，是在登基面南背北之后。他大杀开国功臣，几乎将这些人等一网打尽，又大兴文字狱，变相地乱杀，以利加强自己的控制。

　　曾试图恢复封建帝制的袁世凯，也是浑身散发着流氓习气的。袁世凯曾在戊戌变法中耍过两面三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偷偷的寻求袁世凯的支持，打算依靠他所掌握的新军力量支持光绪为首的维新派，袁表面应允，转身即与荣禄密报慈禧，倘若不去深究深层次的原因，那么维新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攻打武昌得手，却一方面逼清廷退位，一方面向革命党邀功，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白蕉的《袁世凯和中华民国》一书中曾记载了当时国会选举总统的情形：“10月6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百人，整齐严肃如军队，包围众议院数十匝，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直到袁世凯当选之声传出，公民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转引自彭明、张同新著《民国史二十讲》)。

　　流氓政治又称政治流氓化，是指政治系统在较重要的局部或较大范围内按照流氓的行为逻辑来运行。据研究指出，政治流氓化存在的条件可能有：（一）权势人物及其拥立者多来自下层社会，这些人不仅文化教育不足，而且由于其特殊经历，在早年生活中游手好闲，与市井乡里流氓混在一处，不能不受其意识行为的影响；其二，中国历史中政治上下变动频繁，原先的贵族经常被打倒至社会最底层，其拥有良好教育、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较深、遵守游戏规则的一面在政治生活中不再有持久影响力。

　　就汉代而言，除曹参、萧何曾为府吏外，开国将领多为“竖子成名”，偷鸡摸鸭、鸡鸣狗盗之徒比比皆是。参谋人员张良也与“侠客”和市井少年多有联系；韩信“家贫无形”，在与江淮之地的少年冲突时不得不忍受胯下之辱，而后人将之理解为大丈夫能辱能伸之范例；樊哙“以屠狗为事”，然其极为粗鲁蛮横，其他官员当中也多有些无赖，没有接受儒家的诗书教育。

　　五代十国时期是流氓史上的“黄金时代”，流氓活动不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下层，而且还是上层政治生活中最惹眼最活跃的成分，政治的流氓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时期不断变换的各个政权，多由来自社会底层的流氓团伙首领或骨干所建。这些“皇帝”有自己的绰号，后梁太祖初是连莠党都厌恶的“朱阿三”。他在“开国元年”在开封举办国宴。只见酒过三巡之后，文臣武将，皇族新贵，各个挽袖出臂，猜拳行令，大殿之上乱得成了赌场。刚才还是九五之尊的“陛下”，现在却和几个酒肉朋友赌钱，在争赌之际，满口村言醉骂。其他政权的头脑，还有“独眼龙”、“斗鸡”、“郭雀儿”、“贼王八”、“白马三郎”、“无赖子”等等，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吴王梅行密，南唐国主李煜等亦都有兵痴、无赖、赌棍、打手、走私犯等底牌可查。

　　五代时期，除了后周特别是在郭威的养子柴荣做皇帝后，有过一番锐意更化的气象外，其他的则根本不管亦不知生产之事，他们所擅长并且很乐意去干的，就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破坏。朱温决黄河之堤以保温州，烧尽堆积如山绵延500里的粮草储备以“清野”，都说明什么叫流氓意识在“政策策略”中的体现，或干脆叫“流氓政策”。还有那位“斗鸡儿”李存勋，坚信自己是“于十指上得天下”，非但压根没想过恢复生产的问题，还每天带着大批人马外出打猎，肆意践踏老百姓辛辛苦苦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生产开垦出的农田。他甚至连金銮殿上的秩序也无意建立，倒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宽敞，于是放养了一群恶狗，坐朝时群狗或卧或跑，或蹲或窜，“大臣”们就在这样吠狺相伴的环境中与“皇上”商量大事。荆南高季兴父子的“基本国策”更是为“妙”，由“政府”组织拦路抢劫，凡各国外交使团或客商行旅打荆南路过，无不被抢。他们不想关心生产，黑道白道上来的财利就是“国库”收入(参见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无赖国古代流氓史话》)。

　　明代的政治流氓化不仅表现在其出了历史上的大政治流氓朱元璋，而且整个政治系统，上至最高层，下至社会政治基层，均表现了强烈的流氓化倾向。首先，朱元璋的一些子孙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最终获得了报应。明代垮台的时候，挖了朱元璋祖坟，把福王朱常询杀了与鹿肉合烹，起义军攻下大同后，将明家宗姓约4000余人屠戮将尽。其次，勋戚贵族流氓化了，他们滥开违法大店，擅收私税，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货物，多次霸占军民房屋，贪酷专权。再有，衣冠士绅也流氓化了。明朝政治流氓化还有一特别表现，即在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称之为“廷杖“。明代将廷杖作为惩治大臣的一种手段，从朱元璋到朱由俭，被打得屁股血肉横飞的大臣们的凄厉呼号声不绝于耳。

　　到了清代，君主通常谁也不肯倾心信任，但也并不轻易杀死。其心得之要在于“使功不如使过”，就是有能者用，但同时留心罗织其过失，隔一段时间就举其过失，谴责一番，使心存戒惧，必要时把其官爵一撤到底，但却仍用他们来办事。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情况提拔上来。清代君术权术的精神，违反“养士而用之”的传统，“摧折”而用人。清代臣子自称“奴才”，君称“主子”，君臣关系堕至了中国历史最低处，臣子的人格也被侮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总之，政治流氓和流氓政治的关系是互为因果。政治流氓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及其合法性，必然采用流氓政治。政治流氓制造谎言，流氓政治维护谎言。谎言维护不了，就禁言真相，胆敢直言者轻者大刑伺候，流放新疆、黑龙江、海南岛荒蛮之地，重者杀身，灭族。政治流氓剥削欺压了人民，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帝王和帮凶们的残暴、贪婪、虚伪、欺骗、奸诈，百姓无可奈何后习以为常，逐渐染上了臭习气，以做官为荣，人人有谗媚之心，无傲骨脊梁，说谎如吃糖，奴性渗透到骨头里，善良本性丢弃九霄云外。一些人看到王公大臣娇妻美妾成群，雕梁画栋成林，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对官阶层满心羡慕，积极同流合污成为走狗，丧失了道德人格，成为了政治流氓。政治流氓、流氓政治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政治流氓、流氓政治形成在流氓社会，在流氓社会，好人斗不过流氓，正直的人和老百姓无可奈何。封建专制主义道德是欺骗人民的，文化是麻痹人民的，教育是愚民的，法律是欺压人民的。在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是不可能有民主的，也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权势者说谎如吃糖，没有诚信可言，恶劣的官风败坏了民风，助长了社会投机，没有了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