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还是很有“官瘾”的，一是希望出人头地，深知当了官才具备资源，即使做学问也得要资源；二是觉得自己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境遇，善于和同事交往还有些领导能力。但是，一辈子也没能当上个芝麻官，如今都快要退休了，还没有弄清个所以然。刚刚看到孙正荃的“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才深知自己并不适合当官，首先连爬上去的能力都没有，其次如果有运气上去了也得下来，因为不合时宜。

    贾植芳在故事里说，他那个时代的人性堕入了黑夜，可能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关（大力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同时，却沾染着封建社会的污秽），对比一下似乎我的这个时代也变化不大，那就为自己的失意找个借口吧，免得东找原因西找原因，还要劳心费神，于是“阿Q”一下吧！

    又看到历史袁老师提到不适合做官的人：一、没有酒量的人。二、疾恶如仇的人。三、钱少的人。四、没有关系背景的人。五、才华横溢的人。六、正宗学历太高的人。七、胆子小的人。八、性功能不好的人。九、话多的人。十、没有姿色的女人。并表示欢迎补充。我补充了一个：跪不下来的人。因为自古以来，官员都是要给皇上下跪的，后来推翻了帝制，但依然是等级社会，不懂得下跪的道理（即本质上的依附性或奴性）仍然做不了官。

附孙正荃：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曾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先生说，“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我一直铭记心中。”那么先生是什么“性格”呢？他“性格”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我同先生相识相交时，先生已“从鬼变成了人”，我则从大西北回到了大上海，在之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听他讲了许多故事，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那些官场中的“干部”有种天然的距离感，而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却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同时反复提及的两个字就是人性。人性，是他衡量人事最看重的尺度。

    这是为什么？听的故事多了，慢慢悟出了点道理。

 （一）

    先说一个人物：郭沫若。

    贾植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春潮，他在东京结社写诗，同郭相熟，一次，李的父亲寄来了七十块大洋，他在酒店请客，有郭有贾，两人就算认识了。1954年贾植芳赴京省亲，李说郭邀你某日去家里喝茶，贾说，郭如今已是政务院副总理，我去未免觉得唐突。李却说，都是留日同学，没关系的。到约定那天，恰逢下雨，贾雇了辆三轮车拉到缸瓦市某胡同五号，朱漆大门，有警卫把守。贾被引进宽敞的客厅，只见正面案几上放着一座很大的毛主席塑像，这在当时还极为罕见。郭一见贾，热情有加，说：还记得我们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事吗？那时他住在千叶，经济很是窘迫，仅靠一点翻译稿酬维持，衣服又窄又旧，为了与朋友聚会，他冒雨从千叶赶来，也可以说是情深谊长了。那天，郭还深有感触地对贾说，有低头的一天，才会有抬头的一天。象是在对过去那段历史做总结，也象是在向友人传道授业。席间，天南地北、创作翻译，无所顾忌，畅谈甚欢。临别，郭一直送到大门口，频频挥手间还一再对贾表示：“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还有下回吗？历史回答说：没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胡风和他的分子们一个个倒下，在这场古今少见的冤案中，一马当先的首推郭沫若，他连续发表高调批判文章且不说，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冠以“反革命集团”称号的正是此公，第一个提出对胡风“必须镇压”的也是此公。后来的表现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比较清楚了，比如文革刚刚开始就表示要烧光自己的全部作品啦，两个儿子遭难，做父亲的为了“革命利益”不问不闻以至一命呜呼啦。……这中间还有个故事：据说文革前夕，毛曾对郭说想问他借样东西。郭说，凡我有的，主席要，都应该献给主席。毛说：借个脑袋。郭一听，啪地一声就跪到了伟人脚下。当然这或许只是小民编的“世说新语”，不过倒也可一窥民心所向。至于他那写李白杜甫的献媚大作，为歌颂“百花齐放”而精心制作的百首咏花诗，伟人手书《长征》中多写了一个“铁”字却硬说此处重复非常必要，还有反秦（始皇）又颂秦的那幕大戏，以及他不断东倒西歪、卖身投靠的种种恶行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吹捧，更早已被众人嗤之以鼻了。贾先生讲了好多郭的故事，言语间他非常钦佩郭的学问包括他的智慧和超强的记忆力，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先生看不起郭，他说，还是鲁迅的评价公道：才子加流氓。

 （二）

    要说人性如何堕入暗夜，以上讲的可能还不够典型。那就说说第二位：贾植芳先生亲哥哥的夫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李大钊牺牲后，胡适为之修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后代，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后，受哥哥之托，如何把她以及她的儿子和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成为这个做小叔的一件大事。贾植芳说，虽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大洋，这件事难办；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难以保证。我想，先生在这里有意淡化了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极大的危险。可是他办妥了，他找了人找了车，临走，从西安去延安时，还把自己所有的150块大洋全给了这位嫂子。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延安我只认识一个人，毛润之，代问个好吧。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究竟带到这个问候没有。先生说，大概没有。因为她刚到延安，那里就开始批判丁玲王实味，同时声讨周作人，浓烈的火药味让这个年轻女孩经受了巨大的刺激，哪里有胆量再去晋见毛主席！ 

    历史翻过一页。

    1955年的胡风罪案顷刻间毁了贾植芳安定没几年的家（他1948年刚走出国民党监狱），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五日，他便锒铛入狱，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扫地出门（当时，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提出口号，要创设“五无城市”，即把地富反坏右统统赶出上海），“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山村当了小学教员，可没多久又以为反革命丈夫“翻案”的罪名把她投入大牢，在遭受三年多物质上巨大的艰难和精神上巨大的困顿之后，正是青海因饥饿而大批死人的时候，她被告知“自谋出路”而放出了监狱，但规定两条：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一个从偏远大山里走来的这位四十来岁的女子，往何处去？丈夫还不知在哪里，更不知是死是活，茫茫人海，她想到了只有一个去处：早已在京城做干部的贾植芳的哥哥和嫂嫂。可是，当她跋涉千里找上门时，却被那位已经彻底革命化的嫂子（李星华——转者注）好一顿训：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李星华态度坚决，不能收留！贾芝总算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一般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还规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 

    这个情况很快被一位叫李丰年的“麻袋铺老板”得知。他立马冲进贾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那态度不容你商量犹豫。这个老李是何许人？闲聊中我常听先生说到这个名字，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感激。原来，老李同先生是一个村的人，先生称呼他“伯伯”，他家境贫穷，小时候常提着个篮子卖五香豆，后来跟着村里人到北京学生意，他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很快就自己当上了老板，到三十年代，贾芝兄弟俩由在外经商的伯父出资到北京读书时，就是由这老板经管一切费用的，两人逢年过节不回老家，就到这麻袋店来“混”饭，一二．九运动那时节，贾植芳被捕的消息还是李老板告诉了他伯父，并且捅路子出钱，才把他救了出来，从此流亡兼读书东渡扶桑。怎么能料到，将近三十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讲到这里，先生加了一句：这个老板有人性！）就在那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里，她种地养羊织布，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直到丈夫彻底平反，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又相逢团聚。 

    历史再翻过一页。1986年，少小离家的兄弟俩回到老家，找到了任敏当年住的屋子，那是在牲口棚里隔出来的一间，潮湿而阴冷，难挡风雨难避寒暑，哥俩的眼圈有点红了。后来，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两口，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规劝才勉强同意，可她只是端坐着，没说一句话，没动一下筷子。 

    当然，尽管兄弟俩的人生轨迹并不一致，但毕竟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他们有时走锝比较近，有时则相隔比较远。五十年代初期，从延安回北京的贾芝就在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对日益升温的批判胡风的运动自然特别关注。1954年，弟弟赴京省亲，做哥哥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谈，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性，怕自己的劝说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一天中午，约请来了文研所的头儿何其芳等，一进门，何就热情地同贾植芳握手说：“老弟，我们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呢。” 贾植芳常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听这话立即警觉起来。接着，何就说了胡风的四个错误，“你是胡风的朋友，应该帮帮他。”没想到贾植芳从如何认识胡风讲到胡风怎样同国民党政府斗争，最后明确表示，你所说的四条，我一条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哥哥一看情况不妙就悄悄地走了出去。多少年后，先生说，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付出悲惨的代价。 

    正是这样。不到一年，贾植芳被投进了大牢。他哥哥知道后就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顾，并且陆续寄来了一些营养食品，还有《红岩》等书籍。在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没有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一次次施以援手，这是他们弟兄关系得以持续的根本缘由。一直到晚年，哥哥还给弟弟送来一件高级红色外套。先生始终没穿，他半开玩笑地说，一辈子说我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不能穿的。可他帽子却一直戴着，有时忘了，就会笑着说，我的帽子呢？帽子戴惯了，不能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也可见出兄弟俩之不同。那是嫂子去世，先生陪他哥哥去料理后事，车到八宝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后勤部门负责人转过头来，问：骨灰盒，买多少钱的？答：选最好的吧。少顷，回来报告说：上面有规定，司局级的只能买78元的，部级以上才能买200的。贾植芳觉得有点滑稽，不禁脱口说道：我死了，买个三块钱的就行。他哥瞟了弟弟一眼，说，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三）

    接下来，自然不能不说到朋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让我刻骨铭心：“出卖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他这里说的朋友是专指胡风，可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1947年在国民党监狱里，1955年在共产党监狱里，都有人劝他揭发胡风，先生的态度是：“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特别看不起那些“奴在心者”的小人，他说，他们的官做得再大，我看不起他们。

    遗憾的是这样的小人如今还真不少。我以前在文章里记述过一些，都是先生一次次讲的，有名的如舒芜以交出私人信件卖身（不过他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刘白羽前脚还在同胡风碰杯，后脚就领着便衣捉拿胡风；又比如，大学某教授，昨日有难求人帮忙得免自寻之悲剧，今日投靠成功却一阔脸就变，与恩人怒目相向；还有的，到家里来象个朋友，“抽我的烟喝我的酒，背地里记我的账，说贾植芳阴魂不散，甚至连我的学生也不放过”……这么多故事听下来，我也慢慢悟出了点道道，凡是做了官的或因各种原因而春风得意的，往往就有可能自觉地或者不知不觉地让功利（需要特别点明的是，这“功利”二字挂的是堂而皇之的牌子，叫做“国家利益”或者“革命名义”或者“党的原则”等等，伟人把它叫做“革命的功利主义”）压倒了性情。常说某人是性情中人，那此人多般重感情重信义，如果知识分子踏入官场，他要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操守，那一定倍受煎熬，否则只有同流合污，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这些道理我说不出来，是先生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提出让王元化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也曾是“分子”，他找到贾植芳。贾听完他的话，慢悠悠地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真可谓高瞻远瞩，真知灼见！一年多，元化先生体面地下来了。这一年多，他脑子里的“原则”和“性情”肯定打了不知多少回架，最后，他的“学者”角色胜利了，他的下台成就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根本无须有丝毫内疚，我们肯定他的这一明智选择，并非是因之使他在学术界留名青史，而是他为护卫人类良知和正义添加了亮丽的一笔。在此，我想套用我曾赞美贾老的一句话：部长很多，王元化只有一个！

     于是不由想起另一位“宣传部长”陈沂。陈将军在1957那场“阳谋”中有幸也做了回“分子”。后来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时，文艺界的人都跟他比较亲，黄宗英他们都叫他“陈大哥”，认为他受过冤屈挨过整，对大家一定更容易理解容易接近。没想到，这位部长根本不顾什么友情亲情，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用当时有位作家的话说，他是“生命诚可贵，同志价更高，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部长看了，大为不满：“放屁！”传到阿丹那里，又紧张又气愤，后来有几部影片也不让他出演主角，以至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开全国文代会，陈沂是市委的头儿，，安排他住的房子比上海代表团团长茹志鹃、副团长王元化都高级，可没人搭理他，吃过晚饭没地方去，只有到隔壁贾植芳那里闲坐。贾说，他又不抽烟，我们只是四目相对。陈或许是有点受不了这种冷落了，便问贾：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时，问问大家吧。于是引出了黄宗英的一席话，大意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先生说，其实，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四）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亲人、朋友、同事、师生，怎么转眼之间会“老母鸡变鸭”了呢？秘密恐怕就在一次次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让所有的人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高于一切！人们不断地觉悟到：昔日之同志（亲人、朋友等）可能就是今日之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革命，应该揭发批判乃至打倒那些敌人，温良恭俭让是决不容许的，除非你准备把自己也搭进去。看看老大哥那边的情况就洞若观火了：十月革命之初，托洛茨基坚决支持列宁，狂热鼓吹暴力鼓吹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整肃屠杀了多少无辜；1924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大反托洛茨基，成功接班；1938年，斯大林回过头来杀了季诺维也夫，同时把所有他认为的异己送进了地狱。什么罪名？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同志就是敌人”：无产阶级革命征程中充满了多少这种血腥的历史真实！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平常的革命真理，托洛茨基是直到他被驱逐出祖国时才明白的，当然还有更不清醒的，直到脑袋掉了还在山呼万岁：变了味的革命把多少人变成了痴呆或准痴呆和半痴呆！用老共产党员张劲夫总结出来的一句话：那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他晚年认为这是共干性格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革命同志”面对重大抉择时，都会自觉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能在组织上犯错误。

    问题或许还应该看到另一面：一个人，一旦做了官，他的“心”就冷了，这难道完全是“洗脑”的结果吗？这里恐怕还有个利益问题：跟我走，“你有我有啥都有”。你吃革命的饭，身后是档案、户口，过去还有粮票布票等等，不要说你根本不可能“解甲归田”，你和你全家（甚至亲戚朋友）的身价性命都不在自己手里，你有本事去学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人身依附发展为人格依附几乎是一种必然。我想，除了那些已经喝足了狼奶而异化为非人，文人本色全无，文人味道尽失，人性早已堕入暗夜的以外（他们做的有的甚至比他们的主子还要狠毒），无论如何，文人总还有文人的特色，只要人性未泯，还不致于做出太伤天害理的事，许多做了官的文人说些无情的话做些无义的事，或许也是因为“身在江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现在要问的是：是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违心？他们用“无奈”二字就可以把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了吗？只是半个多世纪，怎么就把那么多文人的“根”弄没了？甚至让整个民族患上了“臣妾心理综合症”？而贾植芳四进四出监狱，为什么他就能不认罪不揭发不检讨？

    我不禁又有点糊涂起来了。我只记得先生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看一个人，主要看他有没有人性。当先生讲到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时，甚至说出这样的狠话：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回到本文开头，先生何以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有特别的亲切感？这或许是他人生经历的历史总结，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感人的天性和人性，他们较少名利负担，他们真诚而不做作，他们义不受辱，他们向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们决不心甘情愿做什么工具或喉舌，他们即使被打翻在地，精神境界也非那些打手可比，用先生的话说：我就是倒在地上，也比他们站着高……人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