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潘学峰的博文“透过京沪高铁故障看中国人的素质！”想起有关国民性差异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正如林语堂先生曾说过的：中国有一类人，本身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利益每天都在受损害，脑子里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第二个例子是十八个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这两个例子提示中德国民性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国家制度层面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在一个“皇权独尊”的社会，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人治社会，它所能培养和教育的人不是奴才就是暴民。身为底层的人，或者为了生存而向“主子”（臣民之对于皇权，草民之对于官场）摇头摆尾，或者无法生存“揭竿而起”（所谓“官逼民反”）以期取而代之。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平等可言，革命是打着平等的旗号反抗不平等，而一旦革命成功又以“打江山者坐江山”为由制造新的皇权和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上人与下人、乞求与施舍的关系。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能实现和谐的平等关系呢？只有司法独立法制健全才能够培养公民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孵化独立人格。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了？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个人权利的具体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此，一个号召为了国家利益（或“人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王朝，可能就是它开始大规模侵犯人民利益的时候。

也许，国民性与文化的关系远远不像制度，例如德国后来到希特勒时代，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时候，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德国人一下子变成了魔鬼，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观抛掷九霄云外，似乎个个都成了（或被绑架成）战争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