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在我父亲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一群土匪乘着夜色到我家来绑票。当要带父亲出村口时，我们家的佃户还有同村的年轻人闻讯赶到，一边吆喝“捉土匪呀，捉土匪呀”，一边追赶。土匪们见势不妙，打了几枪就慌忙逃跑，父亲乘机溜到一个农民的瓜棚里。土匪气急败坏地朝父亲连开几枪，一枪打中了他的小腿，鲜血直流。后来，送他到县城的基督教医院取出子弹，医好创伤才平安无事，只是家里浮财遭到洗劫。

    第二件事：在家族中，我们家是几代单传，而长房人丁兴旺而家产无增，连传几代则显示出贫富差距。一天，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硬说河边的田地是他们的，最后不得不对簿公堂。打官司时，因为我家的契约保存完好，而他们家经历数次分家，连契约也找不到了。我们虽然赢了官司，但是折腾了多年，早已是财散人疲。

    第三件事：父亲去世四年后的一天，唐河县税务局的两个穿军装的人到我家送了一个传票，说我父亲过世时没有交遗产税，连补带罚数目很大（我也记不清楚具体数目），听母亲说得变卖100亩地才能抵债。这对于我母亲——一个乡下老太婆，可谓是大祸临头。幸好我当时在家，我连忙找到我任教的中学校长赵仁府，经过他交涉，可减免一些但必须一月内交齐200套军服等等。正在这时，从西北工学院毕业的老同学仝允奇、仝允桢兄妹回家，允桢得知此事后忽然想起县税务局长是她一个很要好同学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也记不清了），还曾经相约过去她们家玩。于是，他们兄妹买了些点心，带着毕业照片去拜访税务局长。这老头一看到女儿的毕业照片，高兴得很，连忙答应他们兄妹的请求：“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此后，这件事就烟消云散，再也没有下文（可见，我们的法律从来都只是权力者的玩具，由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可能因为我们从来都是一个等级社会，没有“平等”、“公正”的概念——聂评）。在旧社会，一个只有老太太做主的家庭，尤其是还有一点家产的，要受很多的敲诈勒索，要怄很多的冤枉气。我们那里的保长也姓涂，他经常到我们家混吃混喝，母亲为了讨个平安，总要给他送钱送物，稍不尽心，他就拉下面孔。

    在我的记忆里，虽然靠着祖上留下的几百亩家产，通过剥削佃农可以维持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缺少人手（男丁不旺），仍然要受到家族内外的欺负，地方小吏的敲诈，以及土匪掠夺的威胁，一天到晚也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安。因此，在我懂事以后，又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对旧社会充满愤怒，并期盼新中国的光明。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加入了由地下党王季敏（地理老师）领导的“读书会”，大学时又积极参加进步组织“亢丁社”，也曾被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张禹良（解放后任陕西教育厅长）吸收为“新青社员”（当时并不知晓，解放后才了解到）。1948年，我到二野十纵参军、入党，此后在党的教育下对“新旧社会两重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没有经过黑暗的人，不知道光明的可贵；没有经过忧伤悲痛的人，不知道快乐的幸福。我现在虽然年近九旬，但有党组织的关怀，有五个儿女的孝顺，有孙子辈的争气上进，连重外孙也快大学毕业，我生活在这个和谐温馨的大家庭中，感觉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希望。我相信，我会健康长寿，向百岁进军！

    （我本打算将最后一段删除，但为了保证她老人家思想的完整，仍然录入在此。附告，下一篇《乱世家族》可以看到民国以来，这个中原家族的成员们在国共争雄年代的众生相，以及与许多近代名人的些小瓜葛......）